為石濤立傳誠非易事，尤其是傳主作為一位不斷「跨界」的不世出的天才，集畫家、書法家、詩人、哲學家、畫論家、佛學家、造園家於一身，乃一罕見的「複合構成體」，其藝術上的開張性、開合度如此之大，在歷代畫家中罕有其匹，從而實至名歸地成為明末清初以來最傑出的畫家。有鑒乎此，欲為石濤作傳，一個顯見的難題是，作者必須擁有與石濤大致相埒的文化積累、學養修為、器識知見，如是方能實現創作主體與傳主之間的「視界融合」。但由於歷史條件與文化語境的懸隔，欲臻此境，豈易倖致？
然而，當讀罷邵盈午的《石濤傳》後，筆者深感作者着實擁有多種跨學科知識的豐厚積累；正是這種「積累」，使得邵先生足以遊刃有餘地通過他獨到的審視眼光與對史料的讀解方式，贏得了他的自主空間。隨着文本的漸次展開，作者往往會不斷地變換視角，從而充分展示出作者的多重「身份」。
首先，作者是著名詩人。唯其如此，他才能以詩人的方式去闡發石濤的「一次性生存」和「一次性創造」（也實際上是在強調石濤的不可模仿性與複製性）。在作者看來，石濤精神追求的邊界與他生命經驗的邊界是高度重合的，包括他生前未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而他偉大的藝術理想卻因此得以實現，這些都構成了他命運的一部分，從而成為一種傳奇。石濤用自己燃燒的生命見證並闡發了偉大藝術的真諦。
在邵先生的筆下，石濤正是以這樣一種特立獨行的生命樣態展開，在遵循傳記求真、典型化等原則的基礎上，作者又力求凸顯全書的詩性效應。所謂「詩性」，不僅指全書具有史詩的質性（包括恢宏的結構、深厚的歷史內涵與鴻大的篇幅等），也包括作者從整體上對石濤的詩性觀照方式以及高度詩化的審美書寫，從而形成史與詩的融合並存，力圖使二者交相映發。
其次，作者是淵博的學者。從《石濤傳》看，作者在哲學、歷史、文學、藝術、心理學諸方面都有着深湛的修養（這正是這部傳記獲得成功的重要前提）。若溯言之，在我國傳統文化的語境裏，所謂哲學、歷史、文學、藝術與詩學，其實都是一體化的，原無此疆彼界之分。具體說來，若無哲學的眼光與深度，詩人只能是「賦詩必此詩」，吟風弄月、顧影自憐而已；反過來說，若無詩人的激情與靈性，哲學家恐怕只能是從事邏輯推理的思維機器。再具體到書畫家，若無哲學意識與詩家靈悟，恐怕只會淪為一個其俗在骨的匠人。
正是從此一悟解出發，邵先生在《石濤傳》中，絕不滿足於單純的史料整理以及常見的那種年譜長編擴展式的寫法，而是通過各個章回間的秘響旁通，伏採潛發，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出石濤作為一位罕見的「複合構成體」在哲學、歷史、文學、藝術、詩性諸方面的綜合創化力──他不宗一家而博採眾長，不求新異而奇氣盤郁，不逐時流而生面別開，法法我法，守正出新。有鑒乎此，作者鈎深探微，擘肌分理，宏微兼用，直析骨肉以還父母。從這裏，我們欣喜地看到了一種久違了的將哲學、歷史、文學與藝術一體化的源遠流長的傳統，一種歷史的穿透力，一種「吾道一以貫之」的大手筆、大境界。
復次，作者又是一位頗具見地的藝術理論家。這種豁蒙導滯、抉隱發幽的理論功力，無疑大有裨益於《石濤傳》的撰寫。例如石濤的「一畫論」，一直以來，澤惠歷代畫家甚多，影響綦巨。
「一畫」大旨，盡歸於斯。立論警切，光氣迸出，此等無一字凡響的識力筆力，足證作者具有萬卷蟠胸的曠觀達識，故能透過表層膚象而直逼本源，斬截透闢，浚人靈思。
寫至此，我忽然想到了曹子建所言：「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過去我總認為「石濤傳」是一個不能輕易染指的大題目，若無扛九鼎掃千軍之手筆，難免枘鑿。讀罷邵先生的這部因難見能的《石濤傳》，我的這一隱憂總算渙然冰釋了。
全書文采斐然，陳義高遠，加之作者融通綜賅的學養，再輔之以詩性盈溢的筆致，終使此書成為當下傳記中不可多見的上乘精品。快讀之下，情難自已，遂援筆分述所感。至於當否，殊未敢自是。倘使讀者能夠直叩原作，自在取寶，此正筆者寸衷之所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