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右政黨國民聯盟在歐洲議會選舉大勝僅一個小時，馬克龍總統出人意料地進行了一場豪賭：宣布解散國會進行大選。然而他未能複製戴高樂前總統的成功：包含極左的左翼聯盟成為第一大黨，極右國民聯盟席次大幅增長。更糟糕的是大選後仍然是無一黨能過半，而且實力接近，法國政治出現碎片化，即使「左右共治」也難以保持穩定。不管怎樣，馬克龍時代已提前結束。
理解法國的政治現象有很多角度。比如從文明的角度，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如英、美、加、澳等，不管是總統制還是議會制，往往會形成穩定的壟斷性兩黨制，其他小黨往往只是「陪太子讀書」。拉丁民族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則往往形成分散的多黨制。法蘭西第三共和及第四共和，政府壽命多超不過半年，短則只有一月、一周甚至一天。為此戴高樂通過建立強行政權弱國會的第五共和，試圖改變這一局面。但第五共和發展到今天，還是文明基因更加強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三次左右共治之後，2017年長期輪流執政的傳統左右政黨社會黨和共和黨開始邊緣化，第一次沒有一黨能進入第二輪。到2022年總統大選，這兩黨連5%的門檻都達不到，形同泡沫化。同年的國會選舉也首度無一黨能過半，極左和極右政治勢力並起局勢成形。2024年極左和極右政治勢力繼續大幅增強，第五共和正前所未有的、碎片般的第四共和化。
如果從政治制度來看，則折射出不僅法國乃至整個西方的制度危機。
首先，西方在進入「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時代，選民的素質和來源越來越成為巨大的挑戰。
2016年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及歐洲極右政黨的迅速崛起就是危機來臨的巨大警訊。
今年歐洲議會和法國國會選舉更重蹈覆轍。極右國民聯盟的支持者主要來自工人、僱員、低學歷者、鄉村、小城鎮。這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同出一轍。
至於新人民陣線，則獲得了60%以上的穆斯林選票。法國是天主教國家，穆斯林主要來自於移民。2022年總統選舉，極左候選人梅朗雄獲得70%的穆斯林選票，僅以1.2%的差距未能進入第二輪。考慮到種族結構迅速的此消彼長，2027年總統選舉，穆斯林選票將決定誰能進入第二輪。
極右和極左的選民結構折射的是西方同一種危機：選民的素質和來源。
在任何國家，受過高等教育、生活在大城市、從事管理高收入崗位的都是少數，決定選舉結果的則是絕大多數只關注自身當下利益的中下層群體。目前歐美本土民族出生率很低，只能引進出生率很高的外來移民。迅速變化的種族結構也必然反應到政治上來。
事實上西方理論界很早就意識到人與人在財富和教育上的差異。英國政治學者密爾在其名著《代議制政府》中就指出：「允許執行這類高級職務的每一個人有兩票或兩票以上的投票權」。只是有違人人平等理念而無法實行。
西方崛起五百年，從盛到衰的時間線上和實行大眾民主相一致，這並非是巧合。
其次，政治走向極端化而無法妥協。
今天的歐洲也步美國政治極化的後塵。法國極左和極右形同水火。馬克龍總統聲明絕不和極左、極右合作，稱這兩大政黨的政策會導致內戰，毀掉法國經濟。總理阿塔爾則說將是「法國人民的災難」。國會三大黨，對國家發展和未來毫無共識，都認為對方會把國家帶向深淵。
美國制憲會議上，曾有人問：「麥迪遜先生，你能否告訴我們美國政府如有原則會是什麼？」他回答說：「原則有三個：妥協、妥協、妥協」。只是妥協是建立在各政治力量還有基本共識的基礎之上，這也是西方民主制度能夠運轉的前提條件，否則就是美國內戰。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內戰時期，尚沒有實行普選，政治只是精英之間的博弈。但仍然只能以戰爭的方式來解決分歧，更別說今天的歐美了。所以主流政黨不承認選舉結果、支持者佔領國會就在美國上演了。
最後，歐美改革的難度和成本非常高昂，幾乎到了難以改革、很難有效治理的地步。任何國家和制度都會遇到各種問題。但只要能改革解決就不是真問題。但今天的西方正在走向不可變革。
公平地講，馬克龍不得人心不是因為無能而是勇於改革。他任內發生過兩次全國性大規模抗議運動：一是因為燃油稅小幅上調──僅折合人民幣5毛──引發的「黃背心運動」。二是因為退休制度改革。
「黃背心運動」是第五共和歷史上第二大規模的社會衝突，但導火索僅僅是如此微小的價格調整。馬克龍為爭取連任，只好在壓力下妥協。馬克龍第二任期，力推各階層反對的退休制度改革，並引用憲法不經國會投票直接成為法律，顯示了破釜沉舟的決心。但這次國會選舉，極左和極右都表示一旦勝選就立即廢除此項改革。法國在付出巨大政治成本和社會成本之後又要回到原點。還需要指出的是，三黨開出的治理方案，要麼是降價減免費，要麼是加薪加補貼、發免稅資金、提高最低工資。但現實則是法國債台高築，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公共債務佔GDP的比重早就遠遠超過歐盟的規定。
法美都是西方指標性大國，它們的困境可謂西方的寫照。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