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前期補綴：周恩來三次到港的第三次，是一九二八年廣州起義之後，周恩來受中央委託去處理廣東省委對廣州起義的爭議。此次來港同第二次一樣，也是一個月左右。之後乘船到廣州再回上海。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來香港。此後，他再也沒有踏上這片土地。但是，他與香港的緣分始終未斷：抗戰時期轉移文人、一九六○年代開東江水供港、香港回歸問題等等，周恩來都作出了巨大貢獻。
與周恩來同為紹興鄉賢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一生飄泊，故鄉紹興以及杭州、上海、北京乃至海外都有其足跡，他生命的最後歸宿卻是在香港。元培先生可以說是迄今為止瘞骨於香港近代以來歷史上最重要人物之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六十九歲的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所長丁西林等人陪同下乘郵輪自上海抵香港。先生時任中研院院長，他本打算以香港作為中轉，再往重慶與已撤到那兒的中研院總辦事處、傅斯年等會合。因年老抱病，經不起長途顛簸，暫駐香港休養。年底夫人攜子女來港，次年一月底全家在九龍柯士甸道一五六號租住下來。
一八九三年，蔡元培曾來港小住。誰都不會想到，這次來港，竟成了蔡元培生命的最後時光。
在港期間，蔡元培化名周子余，因貧血頭暈，血壓「只有五十餘至六十度上下」，遂遵醫囑「不見客，勿勞心，勿用腦」，深居簡出，但始終帶病操勞，牽掛甚多。他親自召集中研院院務會議（竺可楨、李四光、傅斯年等各所所長均出席），討論戰時內遷安置之事及院務眾多重大決定。他還手函中研院評議會成員，對中研院工作囑請「諸先生詳加考察，有所指示」，並就總幹事人選遍尋海內，大費心思。終於，中研院各所在大西南各地安頓，日後成為新中國科學事業的重要基礎。對此，蔡先生功不可沒。
這一時期，他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仍是正義事業的一面旗幟。一九三八年一月，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在漢口成立，推舉他和宋慶齡等為出席在倫敦舉行的國際和平運動大會特別代表，因病未克前往，仍親自創作會歌，「公理昭彰，戰勝強權在今日，概不問領土大小……我中華，泱泱國，愛和平，禦強敵。」被稱為「白頭人唱滿江紅」；三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蔡元培與周恩來、史沫特萊、羅曼·羅蘭等十三人組成名譽主席團；四月，陝甘寧邊區國防教育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蔡與宋慶齡、毛澤東、陶行知等為名譽主席團；一九四○年二月，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推蔡元培等人為大會名譽主席團……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應保衛中國大同盟邀請，蔡元培在中環聖約翰座堂舉辦的美術展上發表演說。這是他在港參加的唯一一次公開活動，也是最後一次。是日蔡先生夫婦由廖夢醒接到港島，「宋慶齡備車見候，同往聖約翰大禮堂。」他呼籲「全民抗戰，必使人人有寧靜的頭腦與剛毅的意志，而美術上優雅之美與崇高之美足以養成之。又抗戰期間最需要同情心，而美學上感情移入作用，足以養成同情心。」九月，他代表中國文化界致電國際聯盟呼籲制裁日本侵華行為。「當此侵略狂焰蔓延全國之際，我國決為民族獨立與世界和平奮鬥到底。」並為《華僑商報》題「積兩年之奮鬥，祈最後之勝利。」他常抱憾「國破山河在」之日，縱報國有心，限於年老體衰，無法「歸隊」。「留港已半年餘，病後體弱，不適於奔走，北不能至渝，南不能到桂滇，非常歉憾。」
期間，也有故交新學前來拜訪，據統計有三百多人。吳玉章從歐洲回國經港晤蔡元培，後記「道經香港得以晤談時，他猶欣欣然以國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國難，為國家民族之大幸。」譚雲山受印度詩哲泰戈爾委託帶函到港，敦請蔡為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之護導（patron）……
西安事變後，蔡元培對周恩來促成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功績甚為讚賞。一九三九年五月，曾是北大最年輕教授的陳翰笙途經香港看望蔡元培，元培先生握住陳的手，稱讚「周恩來了不起！」同年九月，十六歲時即結識六十二歲的蔡元培成為忘年交的高平叔（一九七○年代發起成立「蔡元培研究會」，並用六十年心血撰寫《蔡元培年譜》）途經香港，蔡也稱讚「周恩來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十二月，劉海粟往東南亞辦畫展，順途香港，獨自一人悄然拜訪蔡元培。老人受請在其畫作《滾馬圖》上題寫「清新俊逸」四字，意取杜甫「清新庚開府，俊逸鮑參軍」，希望能像南北朝詩人庚信和鮑照那樣清雅不凡。這何嘗不是元培先生自己厚德介直君子之風的自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