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鏡，在明朝是少數富貴人家才有的稀罕物。明代郎瑛在所著筆記《七修類稿》裏有一則記載：「少嘗聞貴人有眼鏡，老年觀書，小字看大，出西海中，虜人得而制之，以遺中國，為世寶也。」朋友霍子麒送給郎瑛一副眼鏡，「質如白琉璃，大可如錢，紅骨鑲成二片，若圓燈剪然，可開合而摺疊。」郎瑛很高興，但置之眉間，發現並沒有放大效果。
郎瑛先是認為眼鏡「恐即《文選》中所謂『玉珧海月』。及讀《臨海異物志》，載海月如鏡，白色正圓，有腹無口，目可炙食……」後來又四處請教別人。詩人豐坊的解釋是：「乃活大車渠（硨磲）之珠囊製之者，常養之懷中，勿令乾死，然後可照字。」這個說法與「玉珧海月」其實大同小異。郎瑛覺得眼鏡無實際用處，遂感慨：「寶之無用，不猶鼠之藏金乎？」不過，在書中留下一句：「書出而傳之，博識者必有以告我。」其求索精神還是很可貴的。
眼鏡品類很多，有近視鏡、老花鏡，也有只用來擋風沙或裝飾用的平光鏡。古時士大夫階層，像沈括、徐光啟那樣重視自然科學的知識人不多。遇到問題，往往慣於從故紙堆裏尋答案。郎瑛、豐坊莫不如是。但這也與當時的時代和地理局限有關，不能過分苛責他們坐井觀天。
今人借助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坐在家中就可洞觀全球，非眼鏡、望遠鏡可比。然有些人受困於（或者說「耽於」）信息繭房，自創了「有色眼鏡」，將古籍當作一切文明的源頭，甚至誕生了所謂「永樂大典學派」，將萬有引力、蒸汽機都歸結為《永樂大典》的啟發。殊不知，盲目地貶損他人，並不能讓自己更強大，反而暴露愚昧無知。文明貴在互鑒，以虛懷若谷的態度學習他人的長處，才是進步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