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是凝固的歷史、沉默的歌者。讀罷《燕東園左鄰右舍》（徐泓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我不由得有此感受。這本書以燕東園為原點，順着不同時期住戶的人生軌跡，娓娓道來，勾畫出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著名高校及執教和生活其中的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沉浮，一方院落、數棟舊屋，隱藏着現代中國一幕幕文化風雲，映射着一顆顆高貴的靈魂，感動來者，啟智潤心。
在北京打車如果說去「藍旗營」，「的哥」沒準兒會說：呦，那可是文化人扎堆、「神仙打架」的地方。本書敘寫的對象「燕東園」是比今日的藍旗營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一方「神仙」住宅區。燕東園1926年動工，1927年大體建成，住房絕大多數採取美國鄉間別墅模式，「西部條木式風格」，灰磚小樓，棕紅窗框，帶陽台和小院。燕東園以一座水泥橋分為兩部分。橋東十棟樓，排號自21至30，圍成一圈，各家小院的門都朝中心開，中間有草地網球場、遊戲場；橋西的十二棟樓排號為31至42，也圍成一圈，中間是大草坪。22棟洋式小樓中，二層的17棟，一層的5棟。這片建築「在當年真可以說是首屈一指，連清華南院的教授宿舍也是比不上的」。
追索一方「神仙」住宅區
如果要寫一部「燕東園史」，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是分水嶺。此前，這片區域被稱為燕京大學東大地住宅區，此後才是北京大學燕東園住宅區。筆者在梳理史料的過程中，還發現院系調整時，燕東園除了22棟小洋樓外，還有兩座中式住宅，即42號甲、42號乙。東大地時期對它們沒有文字記載，北大接手後解決了產權問題，分配給了從清華調整到北大的教授居住，包括心理學家周先庚一家，以及史學家孔繁霱。本書對22棟小樓住戶的追索和記錄基本截至1966年夏，分為燕京時期（1927-1952）和北大時期（1952-1966）。燕京時期，基本上是一家一棟樓，北大時期，多改為兩家共住，在居住格局上，有些是一戶一層，有些則是從中間分開，一戶一半。
不過，本書並非城市考古，更不是資料堆砌。在一定意義上，作者可謂以家史寫國史，她以親歷者的身份，秉持歷史眼光、人文關懷和考據態度，運用回憶錄、規劃圖、老照片等多種史料，既上探燕東園作為教授住宅區之前的情況，又下延至燕東園的改建拆建新建。1965年，北大校方利用燕東園西北邊一塊長方形閒置用地，新建了職工平房宿舍區，蓋起了丁字形格局的兩排紅磚平房，住戶有北大食堂的大師傅等。1969年至1970年，北京大修防空洞，燕東園的深溝渠被改建成了防空洞，大門就在橋南側的橋洞裏，從此，橋東和橋西連成了一體。時光進入80年代，北大興建教員公寓，拆掉了平房宿舍和兩個中式院子，填平旱河窪地，建成一片擁有10棟五層樓公寓的住宅區。90年代，公寓繼續擴張，加蓋了「人才樓」。此外，北大附小在逐年擴大中部分佔用了燕東園，北京大學附屬幼兒園則於1970年代中期搬到了燕東園。在燕東園的隆隆破土聲中，一部中國現當代文化史、教育史靜靜翻過了一頁又一頁，留下「神仙」往事供後人追憶。
另一種弦歌不輟的故事
讀關於知識分子的書，最感動人的是文脈學脈之延續。一個囑託、一篇文章、一本著作，都可以充當賡續的紐帶。《燕東園左鄰右舍》則讓我們看到了文化薪火相傳的空間格局。在這片飽學之士匯聚之所，空間主人的毗鄰與接續，為文脈賡續創造天然的條件。作為「燕二代」，作者在書中多次提及和兒時夥伴聯絡、共同回憶昔日場景，這本身就是一種傳承。同時，專門講述了不少動人故事。
燕東園似一個學術大家庭，哺育着幾代學者。楊晦和馮至自1923年相識後成為終生的摯友。1950年代初，兩人同到北大中文系教書，楊晦擔任中文系主任，馮至擔任西語系主任。兩家都住進了燕東園，楊家在橋西，馮家在橋東，友情愈發深厚，而且恩澤下一代。1967年底，楊晦的二兒子楊鐮下鄉插隊前去和馮至告別。馮至聽說他要去新疆，便從書櫃裏取了瑞典探索家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險生涯》相贈。楊鐮在天山北麓當了四年牧馬人，把這本書讀了一遍又一遍，默默定下了重新標註新疆文明遺跡的目標。在後來的日子裏，他11次進入羅布泊，4次入樓蘭，47次赴新疆探險考察。2000年，他和中國社科院科考隊重新發現了樓蘭王室的墓地──小河墓地，2005年他又發現了只在斯文·赫定書中有記載，卻已無人知道具體所在的「謝別斯廷泉」。楊鐮曾說：「現在想起來，馮伯伯是有意識地培養我走這條路……這本書伴隨我從北京前往新疆，又從新疆返回北京，成為我進入絲綢之路核心區域的『通行證』。」
燕東園如無言的史官，記錄着歲月的滄桑。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後，橋東24號小樓分給兩家居住，歷史學家周一良從清華勝因院22號搬進了燕東園24號北邊。這個小樓以前是考古學家容庚的住宅，也是「考古學社」的辦公地點。作為學生，周一良在1930年代就頻繁出入於此。50年代入住後，一直住到1995年，四十三年間時代變遷、人事代謝，周一良也經歷了命運沉浮。他有一枚印章即為「家住燕東園24號」。把《燕東園左鄰右舍》關於容庚、周一良等的篇章和周氏晚年回憶錄《畢竟是書生》對照閱讀，更能體會印章上「客觀記錄」的文字背後蘊藏着複雜心情。
唯有求真與愛國不可捨棄
通讀全書，如果要給燕東園找一種價值描述，我以為是「求真愛國」四字。此處居住的知識分子，無論研究自然科學，還是人文學科，均治學以真，愛國以誠，矢志於人類大道。比如，燕東園31號的主人是著名的美學家蔡儀，他外表文弱平和，在學術問題上卻「寸土必爭」，即便好友之間亦不例外。1954年，他受教育部的委託為全國教材《文學概論》起草提綱。在一次討論會上，楊晦提出以正在北大講授《文藝學引論》的蘇聯專家畢達可夫的提綱為準。雖然楊晦是蔡儀敬重的朋友，他的這一提議仍遭到蔡儀激烈反對。同樣，蔡儀和也是燕東園住戶的朱光潛在美學觀點上爭得不可開交，在生活交往中卻互相尊重。
燕東園的住戶有多位響應祖國號召、突破重重阻力從美國歸來的科學家，書中按老中青列舉了三代人。老年一代如聲學家杜連耀，1934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獲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博士，回國後擔任北大無線電系主任，住在燕東園橋西39號樓二層。中年一代如計算數學專家董鐵寶和夫人生物學家梅鎮安，住在燕東園橋西41號一層，雙雙任教於北大。青年一代如半導體專家黃敞夫婦，住橋東23號。住在燕東園橋西32號小樓的段學復長期擔任北大數學力學系主任，是「群表示論」的奠基人。在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時，他擔任數學大師外爾的助教。1946年他回國時，外爾再三挽留。段學復說：「在我們那一輩留學生看來，學成回國是理所當然的事。」1949年初春，外爾再次致信段學復邀其赴美發展，後者不為所動，留在內地，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在燕東園，家國之情如同學術之志一樣，氤氳於家庭之內、代際之間。居住在東大地36號的趙紫宸對基督教有深入研究，執掌燕京大學宗教學院26年。作為赤忱的愛國者，他畢生致力於中西文化融會貫通。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他拒絕外國出走的邀請，還動員境外的孩子回國，給在香港的中國航空公司工作的長子趙景心寫信：「你是中國人，你沒有選擇餘地」。趙景心聽從父親的話，參加了著名的「兩航起義」，於1950年1月回到了北京。趙紫宸的大女兒趙蘿蕤於1948年秋冬之際通過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答辯，本該在來年6月接受學位，但此時平津局勢緊張，她生怕交通受阻，毅然踏上歸國之旅。
誠如作者在「後記」中所言，這本出自「燕二代」獨特視角的書，向讀者展現了他們的長輩波瀾壯闊的學術人生、悲欣交集的精神求索，以及一代讀書人的家風、教養與品格的魅力。聆聽建築的述說，被照亮的不僅是歷史長河的角落，更是精神世界的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