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美國前，不少有在美生活經驗的同事朋友叮囑我：帶點一美元的零錢，給小費。
這不是第一次出行前被叮囑準備小費。之前去越南、英國等地方，多少也遇到過需要支付小費的情況，酒店收拾房間、外出用餐等。對於在香港生活，習慣「+1」（即餐費總額的百分之十作為服務費）的我們來說，給小費，「濕濕碎」啦。
但我還是低估了美國小費誇張的程度。
一到紐約，搭的士，司機張口直言，除了車費，還可以給他十美元小費（約港幣七十八元），差不多是總車費的百分之十，不過不是強制的，讓我們看着辦。我們一行人畢竟剛到異國他鄉，便入鄉隨俗，給便給了。心想：和香港一樣，也「+1」。誰知，到了吃第一餐飯，驚覺原來小費不止是明碼標價，更是遠超「+1」。
在美國餐廳，結賬的時候金額總數，往往比在餐單上見到的要貴得多。這裏面包括了什麼呢？有餐飲原本的費用、有消費稅，還有小費。美國的小費直接從百分之十八起，有百分之十八、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三十幾個不同的檔次，每個檔次給你算好要給多少錢，任君挑選。顧客可以選擇餐廳建議的額度，也可以自定額度。當然，也可以選擇不給，這樣的話，可能會面臨不太友好的結果──店員直接黑臉，或者追着要小費。
剛到的那一兩天，我們以為小費是「非給不可」，就餐時按香港標準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自定義，畢竟在美國吃一餐飯本就不便宜──漢堡、可樂、薯條三件套基本上就要二十美元，再加消費稅和小費，這麼一個在香港只要四五十元港幣的套餐，在美國就要將近二十六美元，約港幣二百元。
後面我們發現，也有一部分當地人選擇No Tips（不給小費），於是我們也開始評估，這家餐廳的服務，是否應該給小費。有些餐廳並沒有提供太多服務，比如咖啡店、快餐店等，但在支付時仍提供小費選項，於是我們也便參考當地人直接選擇No（這些地方是可以不給小費的）；有些餐廳提供「有限度」的服務，很多環節（收拾、擦桌子）還要顧客自己動手，那也可以不給小費。我們也遇到過服務不錯的店──店員熱情、積極，自然而然，留下一些小費感謝對方的服務也沒有問題。
但是，當我們沒給小費時，比如在一家韓國料理店，店員立刻黑面，對我們愛理不理；在另一家亞洲菜館，店員就站在旁邊看着，提示我們：你們還沒有給小費。最後，我們留下了百分之十八，約二十美元作為小費，才能離開。
問了在美國當地的朋友，他們都對現在氾濫的小費文化深惡痛絕。原來疫情前，美國的小費文化也沒有那麼誇張，一般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也不會強制徵收。疫情時，很多人為了感謝服務人員的付出，開始主動多給小費，久而久之，服務業習慣後，開始「習慣成自然」，變着花樣地收。餐飲、酒店、交通、購物……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消費者都被高額小費包圍。
朋友說，這其中一部分原因，因為餐廳和部分服務業僱用員工的薪水都很低，於是小費成為他們增加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朋友提到，在一些美國西岸城市，有些大學生做兼職服務員，只要人美心善嘴甜勤快，一個月光靠小費能月入近萬美元（約七點八萬港幣）。
有一天我去買咖啡，排在我前面的兩個顧客，一位買了六美元的抹茶，毫不猶豫地選了百分之二十的小費，需要多支付一點二美元，另一位點了五美元的咖啡，毫不猶豫地選擇了「No」。後來等咖啡的時候，我和第二個顧客聊了兩句，她說，她真的很不喜歡美國現在的小費文化，餐廳、服務業把原本應該給員工的工資，轉嫁給消費者，在給小費這件事上，消費者就是被道德綁架的「冤大頭」。
提起小費，每一個美國生活的朋友都搖頭，坦言因為小費造成的溢價，再加上消費稅，現在都不怎麼外出就餐，都是在家做或打包，「畢竟誰的錢也不是大風颳來的。」
在總統選舉中勝出的特朗普的其中一個政策理念，就是呼籲取消小費稅。若政策得以落實，理想情形下是消費者可以減少需要支付的小費，服務員可以獲得的小費總數不會減少（因為不用繳稅了），從而刺激服務業消費，讓大家不至於害怕外出就餐。但是，經濟學家們認為，這會造成公平問題及偷逃稅問題──更多人可能會把自己的收入列為小費。更重要的是，僱主可能會更樂於將薪資轉嫁給消費者，而員工可能會更加花樣百出地收小費。耶魯大學經濟專家對這個政策表示擔憂，若真的實行，恐怕美國小費文化只會更加氾濫。
在這一刻，無比想念沒有服務稅和消費稅的香港，和明碼標價「+1」的香港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