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從歐洲留學歸國,去見他父親的老友,飽學之士夏曾佑,他對陳寅恪說:我很高興你懂得多國文字,有很多書可讀。我只能看中國書,但可惜都已經看完了,現在無書可看。陳寅恪當時認為荒唐,中國文獻典籍浩如煙海,怎麼可能讀遍而無書可看?等到陳寅恪七十歲時,他對人說:我現在老了,與夏先生很有同感。這時候,陳先生已雙目失明,又身處那個特殊的年代。
夏曾佑(一八六三至一九二四),浙江杭州人,光緒十六年進士,曾任禮部主事。他與梁啟超一起辦過《時務報》,又與嚴復辦過《國聞報》,還與黃遵憲一起提倡「詩界革命」,黃遵憲稱其「兼綜九流能說佛,旁通四鄰善談天」,梁啟超尊他為「我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一九○六年作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的隨員,夏曾佑曾赴日本考察。辛亥革命後,任民國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後任京師圖書館館長直至離世。
夏曾佑的代表作是《中國古代史》,他把整個中國史分為三個階段:上古之世──草昧至周末,中古之世──秦至唐,近古之世──宋至今。上古之世有二,開闢至周初為傳疑時期,周中葉至戰國為化成時期;中古之世有三,秦至三國為極盛期,晉至隋為中衰期,唐為復盛期;近古之世有二,五季宋元明為退化期,清朝的兩百六十多年為更化期。
從傳疑到化成,至極盛,再到中衰,然後是復盛,接下來是退化,最後是更化。這個看法背後的觀念,接近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把民族的歷史,視作有機體看待,有自己的誕生、萌芽、成長、成熟和衰亡,以這樣的目光打量中國漫長的歷史過程,並將這樣的觀察和分析放進一部歷史著作裏,夏曾佑是第一人。
夏曾佑認為寫歷史的根本原則是「總以發明今社會之原為主」,「文簡於往古,理富於往籍,足以供社會之需」。在寫作方法上他採用章節體裁,這種體裁,此後成為新世紀史學家編寫歷史書的主要方式,影響較大。原書計劃寫五冊,實際只寫了前三冊,從時間上看完成了上古至隋的歷史階段的寫作。
夏曾佑曾說,「書之紀人事者謂之史,書之紀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謂之稗史」,稗史即是小說。他說,書之言實事者不易傳,而書之言虛事者易傳。因為實有之事常平淡,誑設之事常穠艷。人類有兩個「公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非有英雄之性不能爭存,非有男女之情不能傳種」。因此小說最重要的主題,就是英雄傳奇和愛情傳奇。這位並不寫小說的人,在文章裏談及小說創作中的五難五易:「寫小人易寫君子難,寫小事易寫大事難,寫貧賤易寫富貴難,寫實事易寫假事難,敘事實易敘議論難」。他還認為當下社會迫切需要寫給婦女和粗人看的小說,至於士大夫,其實並不急於讀什麼小說。
「人心之所樂者二:甲曰不費心思,乙曰時刻轉換。」他認為閱讀小說,最能滿足這兩條。那是在一百年前他說這樣的話,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手機短視頻與微信等大約才是既不費心思又時刻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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