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從歐洲留學歸國，去見他父親的老友，飽學之士夏曾佑，他對陳寅恪說：我很高興你懂得多國文字，有很多書可讀。我只能看中國書，但可惜都已經看完了，現在無書可看。陳寅恪當時認為荒唐，中國文獻典籍浩如煙海，怎麼可能讀遍而無書可看？等到陳寅恪七十歲時，他對人說：我現在老了，與夏先生很有同感。這時候，陳先生已雙目失明，又身處那個特殊的年代。
夏曾佑（一八六三至一九二四），浙江杭州人，光緒十六年進士，曾任禮部主事。他與梁啟超一起辦過《時務報》，又與嚴復辦過《國聞報》，還與黃遵憲一起提倡「詩界革命」，黃遵憲稱其「兼綜九流能說佛，旁通四鄰善談天」，梁啟超尊他為「我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一九○六年作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的隨員，夏曾佑曾赴日本考察。辛亥革命後，任民國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後任京師圖書館館長直至離世。
夏曾佑的代表作是《中國古代史》，他把整個中國史分為三個階段：上古之世──草昧至周末，中古之世──秦至唐，近古之世──宋至今。上古之世有二，開闢至周初為傳疑時期，周中葉至戰國為化成時期；中古之世有三，秦至三國為極盛期，晉至隋為中衰期，唐為復盛期；近古之世有二，五季宋元明為退化期，清朝的兩百六十多年為更化期。
從傳疑到化成，至極盛，再到中衰，然後是復盛，接下來是退化，最後是更化。這個看法背後的觀念，接近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把民族的歷史，視作有機體看待，有自己的誕生、萌芽、成長、成熟和衰亡，以這樣的目光打量中國漫長的歷史過程，並將這樣的觀察和分析放進一部歷史著作裏，夏曾佑是第一人。
夏曾佑認為寫歷史的根本原則是「總以發明今社會之原為主」，「文簡於往古，理富於往籍，足以供社會之需」。在寫作方法上他採用章節體裁，這種體裁，此後成為新世紀史學家編寫歷史書的主要方式，影響較大。原書計劃寫五冊，實際只寫了前三冊，從時間上看完成了上古至隋的歷史階段的寫作。
夏曾佑曾說，「書之紀人事者謂之史，書之紀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謂之稗史」，稗史即是小說。他說，書之言實事者不易傳，而書之言虛事者易傳。因為實有之事常平淡，誑設之事常穠艷。人類有兩個「公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非有英雄之性不能爭存，非有男女之情不能傳種」。因此小說最重要的主題，就是英雄傳奇和愛情傳奇。這位並不寫小說的人，在文章裏談及小說創作中的五難五易：「寫小人易寫君子難，寫小事易寫大事難，寫貧賤易寫富貴難，寫實事易寫假事難，敘事實易敘議論難」。他還認為當下社會迫切需要寫給婦女和粗人看的小說，至於士大夫，其實並不急於讀什麼小說。
「人心之所樂者二：甲曰不費心思，乙曰時刻轉換。」他認為閱讀小說，最能滿足這兩條。那是在一百年前他說這樣的話，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手機短視頻與微信等大約才是既不費心思又時刻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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