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二十一歲的劉師培給《警鐘日報》寫文章《論白話報與中國前途之關係》：「自吾觀之，白話報者，文明普及之本也。白話報推行既廣，則中國文明之進步固可推矣；中國文明愈進步，則白話報前途之發達，又可推矣。」──此時距離第一份白話文報紙《無錫白話報》創刊，裘廷梁發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只有六年，這六年裏白話文的推廣和普及一直在悄悄地進行着，《杭州白話報》大受歡迎，江西有《新白話報》，上海有《中國白話報》（林白水主編，劉師培為主要撰稿人），陳獨秀剛剛創辦了《安徽俗話報》。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天津的《大公報》、香港的《中國日報》這些傳統大報，也開始使用白話。
白話到底有什麼好處呢？劉師培總結為兩條：一是救文字之窮，「吾觀鄉里愚民，無不嗜閱小說，而白話報體，適與小說相符，則其受國民之歡迎，又可知矣。」二是救演說之窮，「演說之設，僅可收效於一鄉，難以推行於極遠，是演說之用，有時而窮。若白話報之設，雖與演說差殊，然收效則一。」因為淺顯易懂，所以受眾廣；因為接近口語，所以傳播快。這的確是白話報紙受歡迎的重要原因。
作為新興之書面語，白話當時面臨兩重疑惑，劉師培也有清晰的分析論斷。第一，方言不應的問題，他說，「欲統一全國語言，不能不對各省方言歧出之人，而悉進以官話。欲悉進以官話，不可無教科書，今即以白話報為教科書，而以省會之人為教師，求材甚易，責效不難，因以統一一省之語言，而後又進而去其各省會微異之音，一馴致全國語言之統一，豈非大得其益而不足為病者與。」這不就是十年之後胡適所言「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嗎？第二，用字太繁的問題。「此非白話之咎，而論者錮於文言之過也。今印術發明，日出萬紙，復何所吝，而必則古昔。且持文言之書而講解之，必補入無數語言，始易了解，事同翻譯，故非盡人可能演為白話，則識字者皆能之矣。」他最後的結論是，「取二善，去二疑，則白話報之有益於文化可知矣」。
劉師培生於江蘇儀徵的經學世家，其曾祖劉文淇、祖父劉毓崧、伯父劉壽曾、父劉貴曾都是著名的學者，劉氏家學兼具吳（惠棟）、皖（戴震）兩派之長。他聰穎異常，十二歲遍覽四書五經，詩文稟賦很高，下筆千言，倚馬可待。「未冠即沉思著述，服膺漢學，以紹述先業，昌洋揚州學派自任」。
雖然大力提倡白話，但他卻從未排斥反對文言，一九○五年與鄧實、黃節等發起組織上海國學保存會，出版《國粹學報》，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舊學之長，年輕人接受外來新思想的敏銳，短時間內撰寫了大量著作，除《中國歷史教科書》外，還有《中國倫理教科書》《經學教科書》《地理教科書》《文學教科書》等。劉師培為今人熟悉者，是他在北大做教授時的講義《中國中古文學史》，受到魯迅的推崇。
劉師培命途多舛，早年思想激進，提倡無政府主義，後加入籌安會贊同袁世凱稱帝，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北京去世時年僅三十六歲。陳獨秀安葬了他。身後留下諸多著述，經錢玄同、劉文典等整理，一九三六年出版了六函七十四冊《劉申叔先生遺書》。他講學時間雖然不長，成都國學院一年，北大兩年，卻也培養了不少學生，劉文典、蒙文通、陳鍾凡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