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元和四年（一六一八），一個叫池田好運的長崎人，寫了薄薄一冊《元和航海記》。據說，他曾跟隨來長崎的葡萄牙商人Manuel Gonsalvez學習過航海，又學習了當時葡萄牙人Manuel de Figueiredo出版的《按針問答》（Exame de pilote），所以，對海上航路、往來商品和環東海南海各處情況都有了解。在這冊書裏，他記錄了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長崎到天川」、「長崎至安南」、「天川至日本」、「暹羅至南澳島」等若干航線，那時候，很多東洋的和西洋的商船，都在今天叫做「東海」和「南海」的航線上，來來往往。不過，乍讀此書，究竟哪裏是「天川」？還一時不明白，說來我真孤陋寡聞，直到稍後，看了日本學者的研究論著才知道，那個時候日本人把「澳門港」Macau叫做「阿媽港（日語あまこう，amako）」，再轉一層就把「澳門」叫了「天川（日語あまかわ，amakawa）」。
《元和航海記》裏提到「天川」，大概因為作為商埠，十六十七世紀之間，澳門對日本海外往來很重要，當時日本在安南、暹羅都有商人有僑民，澳門或許正好是一個中轉站。不過現在想來，那時候澳門很重要，並不僅是因為它與日本有商貿往來，而且因為它的位置，恰好在連接東北亞的東海和連接東南亞的南海之間，所以，和歐洲的里斯本，北美的墨西哥城，印度的果阿，扼守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的馬六甲，面向亞洲大陸，又隔了太平洋背靠美洲的馬尼拉一道，像廣州一樣，成了連接世界，促成早期伊比利亞全球化的樞軸。正如曾德昭《大中國志》記載的，從廣州和澳門向日本、菲律賓、印度，再經由馬尼拉向美洲，經由果阿向歐洲，各國各種商船，裝載着絲綢、瓷器、麝香、珍珠、大黃和糖，在海上穿梭往來，與明朝政府准許的諸國勘合船、中國東南的商船（即日本所謂「唐船」），以及得到日本政府許可的朱印船，不僅互相追逐利益，同時也傳播着彼此的文化。如果你看法國學者格魯金斯基討論早期全球化的那部《世界的四個部分》，你就常常會看到「澳門」，比如，他反覆引用巴爾布埃納的詩歌《偉大的墨西哥》，詩裏就有「來自菲律賓、澳門和兩個爪哇的天下無雙的財富」。而這些財富裏，那些繡上金龍的絲織品，就是從澳門運到歐洲，用於裝飾葡萄牙的教堂的；而那時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為了與中國官方溝通，也派了兩名使節到澳門，以便通過澳門，了解到明朝政府對馬尼拉騷亂的態度；格魯金斯基還提到，一五八八年澳門第一次使用歐洲活字印刷術，出版了玻尼法爵神父的《公教兒童教育》；而葡萄牙人和馬來人的混血兒埃雷迪亞（一五六三至一六二二），隨後又繪製了最早的澳門地圖。澳門帶給中國的，不只是世界的商品，也有世界的知識。
正是在十六十七世紀，在無遠弗屆的全球往來中，澳門顯示出了它作為「樞紐」的意義。吳志良博士出版的這本《何以澳門》，讓我這種外行讀來很長知識。可如果你要是問我，歷史上「何以澳門」？我首先想到的，還是這些十六、十七世紀也就是早期全球化時代的澳門事情。因為那個時候，澳門和里斯本、墨西哥、果阿、馬尼拉、馬六甲一樣，是通過海洋鏈接全球網絡的「節點」。不過，當我注意到吳志良《何以澳門》一書，實際上更是在追問現在「何以澳門」的時候，又不由自主地想到，越過四五百年，在如今這個還需要全球化時代，澳門憑什麼仍然重要？吳志良的書中說到了文化、文學、文獻、制度以及家國，不過，我更想說的，還是作為區域研究領域中，澳門的特殊位置，這也是他這部書的第七部分討論「澳門學」的內容，而這個作為全書最後壓軸的部分，小標題正好用的是全書的書名「何以澳門」，可見這一方面的問題之重要。
何以澳門？我一直提醒學界朋友，在過去的歷史研究中，往往習慣性地把「東海」和「南海」分開，講東海的總是關注東北亞，而講南海的就只是關注東南亞，其實，大海相連，季風吹拂，船隻往來，東海和南海之間並沒有區隔，你看張燮的著作《東西洋考》，你看琉球的檔案《歷代寶案》，你看藏在英國牛津的《塞爾登中國地圖》，你就知道東海南海原本就是連在一起的，那麼，當你把東海南海放在一起，觀看澳門的位置，你就會意識到澳門的重要，因為它恰好在東海南海之間，這就是我為什麼把它叫做「節點」的原因。
自從一九九三年認識吳志良博士，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我知道，他始終關注澳門學的研究，也有能力推動澳門學的發展，這不僅僅是他身在澳門擔任要職，還因為他是語言學和歷史學出身，而這種知識背景，恰好是超越國境的區域史和交流史所需要的。過去，這種超越國境的區域史或交流史研究，往往是西洋或東洋學者之所長，當年傅斯年在《史語所工作旨趣》中曾嘆息，「我們中國人多是不會解決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的……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其實，如今中國學者也關注到了這個領域，那麼，不妨就把「澳門學」作為中國和世界相連接的學問，在這方面下一點功夫。
這就是我讀《何以澳門》的一點感想。
作者簡介：葛兆光，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現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資深教授。著作有：《中國思想史》、《中國禪思想史》、《宅茲中國》、《歷史中國的內與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