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嶺南邊陲的天然良港，香港既是中原王朝經略南海的前哨，也是戰亂中流民的庇護所。從秦軍鐵騎鑿通五嶺的那一刻起，這片土地便成為中原與海洋文明碰撞的前沿陣地。每一次中原王朝的動盪，都會在這片巨大的沙洲上激起層層漣漪，而每一次移民潮的湧入，都為嶺南注入新的文化基因，日積月累，最終構築起大灣區獨特的文明密碼。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二一九年），秦軍鐵騎在五嶺山脈撞開歷史的閘門。五十萬秦軍在趙佗統帥下，沿着新鑿的橫浦關道（今梅關古道）挺進嶺南。這場戰役不僅是一次軍事行動，更開啟了中原文明與嶺南的首次大規模融合。趙佗歷時五年平定嶺南，並於公元前二一四年在當地設南海郡，從那時起，今天的香港九龍半島首次被納入中原王朝版圖。當時，秦軍主力多為舊六國移民，他們攜家帶口南下，駐留嶺南，成為大灣區最早的漢族移民群體。到西漢初年，嶺南漢人達百萬之眾。
趙佗治理嶺南時，推行「和輯百越」政策，允許駐軍與越人通婚，保留越人「斷髮紋身」習俗，更上書秦始皇「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到嶺南地區，以促進民族融合；同時引入鐵器鑄造、牛耕水利等中原技術，將嶺南從「刀耕火種」的漁獵社會推向農耕文明。這種「漢骨越皮」的治理模式，為大灣區奠定了「兼容並蓄」的文化基因。
公元前二○四年，趙佗在嶺南建立南越國，其疆域涵蓋今廣東、廣西、越南北部。趙佗以番禺（今廣州）為中心發展海上貿易，通過海路與東南亞交換犀角、象牙，而中原移民帶來的絲織技術催生了「廣幅布」等特色紡織品。控扼南海貿易路線的香港屯門，更是被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補給點，成為中原經略南海的「海疆鎖鑰」。到晚唐時，珠江口形成「廣州─屯門─大嶼山」三角貿易網，香港大澳鹽場每年產鹽萬石直供中原，奠定了香港「海陸聯動」的歷史經濟基因。
趙佗南征時開鑿的橫浦關道，成為中原移民南下的關鍵通道。這條連接長江與珠江流域的「古代高速公路」，在唐宋時期迎來移民高峰。南雄珠璣巷作為中轉站，見證了二百一十一個中華氏族經此遷入珠三角的歷史。據《珠璣巷民族南遷記》統計，南雄至珠江三角洲的遷徙涉及三十三姓九十七戶，形成了「五圍六村」的聚居格局。他們在珠江口開創的「築基圍田」技術，僅新會一地就新增耕地三萬頃，形成「上者為桑基，下者為魚塘」的立體農業奇觀。
公元一一二七年北宋靖康之變後，大批中原士族跨越五嶺，遷入珠江口沿岸。中原衣冠的南遷浪潮在珠江口激盪出新的文明形態。鄧氏家族的先祖鄧符協正是此時從江西吉水南遷至新界，選擇錦田河谷開基。這裏背靠大帽山，前臨深圳灣，兼具農耕與漁鹽之利。鄧氏家族以「耕讀傳家」為訓，在此構建起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聚落，成為香港最早的中原文化移民代表。
一二七九年宋蒙厓山海戰慘敗後，十萬軍民隨宋端宗趙昰、趙昺南逃至香港海域，九龍灣成為流亡朝廷的臨時據點。九龍城寨「官富場」鹽司衙門更是成為流亡政權的財政中樞，臨安舊臣後裔在此主持鹽務，將中原漕運、稅制、行政制度植入嶺南。鄧氏族人鄧元亮在戰亂中救獲的宋高宗之女趙氏，成為錦田鄧氏家族崛起的關鍵密碼。其子鄧自明與趙氏締結秦晉之好，被追封為「稅院郡馬」。這一聯姻使得鄧氏家族獲得了政治特權，在錦田興建「稅院郡馬府」，並創立香港最早的教育機構──力瀛書院，並將《朱子家訓》轉化為基層司法準則，開創嶺南私學之風。
南宋滅亡後，部分遺民為躲避元軍鐵騎，隱姓埋名遁入香港新界河谷地帶。彭、侯、文、廖等氏族也避居至此，與鄧氏並稱「新界五大族」。這些氏族控制香港百分之七十耕地，形成「祠堂斷案」的自治傳統：在衙前圍村，族老依據《大明律》結合鄉約處理糾紛，祠堂同時承擔司法、教育、祭祀功能，成為基層治理的核心。
清順治至康熙初年（一六四四至一六六四），清廷為切斷沿海居民與台灣鄭成功勢力的聯繫，強制推行「遷海令」，將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至五十里，導致香港人口從明末的二萬二千戶驟降至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的不足千戶。新安縣（含香港地區）甚至因此被撤縣併入東莞縣。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清廷復界，出台「招墾令」，吸引粵東、閩西等地移民開墾。客家人因原鄉地狹人稠，成為遷港主力軍。他們引入梯田技術，在元朗、新界開墾荒地，種植煙草、甘蔗等經濟作物，使香港農業逐漸復甦。林村、水蕉老圍等二百六十七個客家圍村拔地而起，客家獨特的夯土牆、鑊耳屋融合廣府與閩南建築風格，成為多元文化的地標。
十九世紀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洪秀全族親及客家殘部為躲避清廷追剿，遷入香港，再次改寫香港經濟版圖。他們在荃灣、柴灣、九龍建立染布坊、陶瓷窰（如大埔碗窰）、藥舖和教堂，成為香港早期工商業先驅。同時，廣東江門「土客械鬥」迫使客家人遷入香港赤溪（今新界東北），形成「羅屋」「藍屋」等聚落，加速了香港社會多元化。客家人帶來的擂茶、鹽焗雞等飲食文化，與廣府菜融合，形成「鹹淡水交匯」的飲食基因，催生茶餐廳文化雛形。這種文化雜糅，讓香港成為嶺南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樣本。
三千年移民史，塑造了香港獨特的文明基因：趙佗開創的「和輯百越」精神，演變為「中西合璧」的文化包容性；宋代宗族制度催生出法治傳統，現代香港的鄉議局仍保留着祠堂議事的遺風；客家人的拓荒精神則轉化為商業冒險基因，孕育出近現代許多商業巨子。當港珠澳大橋的車流掠過零丁洋面，當廣州塔的霓虹映照珠江千年航道，大灣區正在書寫一部新的移民史詩。從趙佗南征到宋室南渡，從梅關古道的馬蹄聲到深中通道的車流聲，這片土地用三千年時光證明：文明的生命力不在於固守邊界，而在於永不停息的流動與再造，而這正是大灣區深厚的文化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