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宣稱，其關稅政策將「讓製造業回流美國」。然而這一主張的經濟合理性值得商榷，更像是一場違背市場規律的政策冒險，最終可能迫使美國進行政策調整。
美中競爭自2017年特朗普第一屆政府執政之初便開始加劇，美中貿易摩擦也隨之升級。作為兩個人口大國，且在國家安全方面缺乏互信，美中競爭的激烈程度更超過往昔的美日貿易摩擦。當時中國尚未充分意識到自己已被視為經濟與地緣政治領域的重大挑戰者。儘管此後中國展現出更克制的姿態，但其在經濟技術領域的影響力仍在持續擴大，使得當前的美中競爭態勢較之以往更為嚴峻，國際影響也更為深遠。
高關稅政策的經濟悖論
特朗普政府對貿易逆差的執念，使其篤信必須通過高關稅保護製造業。然而從經濟邏輯看，這種政策存在根本性缺陷。短期而言，關稅壁壘會直接推高進口商品價格，加劇通脹壓力；而必要商品進口受限導致的供應鏈中斷，又會抑制經濟活動，最終拖累經濟增長。當前美國金融市場呈現股市、債市、匯市同步下挫的「三殺」局面，正是這一政策負面效應的直觀體現。
更關鍵的是，從長期視角分析，製造業回流本質上受全球產業鏈規律支配。自由貿易的本質是各國基於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分工，通過互惠貿易實現共同發展。美國與中國、墨西哥、加拿大等國形成的精密供應鏈網絡，正是這種分工協作的產物。事實上，持續深化的全球貿易已使美國製造業佔比持續萎縮，目前製造業在美國GDP和就業中的比重均已低於10%，其經濟結構早已轉向以金融、科技等服務業為主導。加之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特殊地位，導致資本持續流入美債等金融資產，在推高美元匯率的同時，必然削弱美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這種違背市場規律的政策干預，恐難真正實現製造業回流，最終可能被迫調整。
中美博弈的耐力較量
在中美貿易摩擦中，雙方的戰略耐力差異值得關注。特朗普政府曾期待中國主動尋求談判，但中國的國家尊嚴不允許其輕易讓步。儘管中國對美國有大量貿易順差，但兩國經貿的高度相互依存意味着美國同樣面臨壓力。美國依賴中國進口許多產品，包括智能手機和其他電子設備、醫藥原料和玩具，同時也向中國出口飛機和大豆等重要產品。在戰略耐心方面，中國可能更具優勢。中國決策過程不必像美國那樣受制於中期選舉或總統選舉，對金融市場的反應或公眾輿論壓力的承受能力也更強。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電動汽車和電池憑藉成本優勢逐步拓展亞洲、歐洲市場，歐盟已針對此類產品啟動反補貼關稅措施。如何在拓展全球市場的同時協調產能輸出與市場需求的關係，將成為中國未來的重要課題。
共產主義理論傳統上重視生產結構，中國在推進產業升級的同時，消費佔GDP比重始終維持在較低水準。儘管中國正在嘗試通過培育中產階級、發展服務業來擴大內需，但轉型成效仍有待觀察。
堅守自由貿易的價值
在美國開始退出自由貿易、導致保護主義抬頭的當下，繼續高舉自由貿易的旗幟，並維護自由貿易體系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加速日、中、韓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即是關鍵舉措之一。
當然，經濟安全考量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貿易自由化的片面關注。從新冠疫情暴露的供應鏈脆弱性表明，經濟安全的重要性顯而易見。鑒於全球地緣政治環境日益嚴峻，各國國內社會分裂，可能需要對自由貿易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但這並不意味着放棄自由貿易的核心原則。
需要關注的是，美國內部已出現對美元過強走勢的擔憂。不過在4月下旬的美日財長會談中，雙方仍重申「由市場決定匯率」和「過度波動對經濟和金融穩定有負面影響」的共識，這為市場提供了穩定預期。如果他們任意批評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或進行貨幣干預，將引發市場重大反應。
鑒於美國從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中獲得了巨大利益，它很難採取破壞這一體系的政策。然而，未來仍有很大可能會出現關於調整美元走強的討論。實際上，日圓在國際上被嚴重低估，導致日本商品、服務、房地產和公司被以低廉的價格收購。此外，日本消費者正遭受進口價格上漲的困擾，日圓的逐步升值可能對日本有利。
日本是一個通過開放貿易趕上發達國家的經濟體。東南亞和中國也以日本為榜樣，在自由貿易的框架內發展起來。基於戰前教訓，日本在堅持和平主義的同時，通過自由貿易實現高速增長。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是，國際社會應繼續向外界傳達這一理念。
（作者為IFF理事、日本住友商事顧問、日本國際經濟戰略中心理事長）
（www.iff.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