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以來，流失海外七十九年的長沙戰國楚墓出土帛書《五行令》、《攻守占》回歸祖國，引發海內外華人的持續關注。中美雙方交接、起運過程的每個環節，都牽動着國人的心，激起一陣陣輿情反響，人們由此期盼更多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早日回歸。官方亦預告即將於七月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萬里同歸──新時代文物追索返還成果展」，回應公眾的熱情關心。\李文琳
中國人為什麼對歷史文物情有獨鍾？為什麼執著於流失文物回歸？這是因為：
第一，自從四千多年前夏禹鑄九鼎以象徵天下九州，以鼎為代表的金石書畫、圖書典籍等傳國之寶，成為中華大一統傳統的象徵。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歸納的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之「突出的連續性」與「突出的統一性」。像故宮博物院的藏品，直接來自宋、金、元、明、清皇宮內府，是傳承有序的國家收藏。在中國古代，「問鼎」是對政權合法性的挑戰；在近代，帝國主義分子對中國文物的劫掠，在中國文化語境裏，屬於「窺伺中華神器」的罪惡行徑，是中華民族必須清算的「國仇家恨」。
第二，推翻近代百年侵略、壓迫中國的帝國主義，光復中華舊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之一。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主席就宣示：「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政府就組織實施對在香港瀕臨流失文物的「國寶大營救」行動，持續到五十年代末，搶救回唐宋名跡等一大批國寶，入藏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國家博物館。這是清代滅亡後，中國傳世文物最大的一次系統回歸。一九五一年，在國家百廢待舉的極端困難情況下，中央人民政府不惜動用國庫裏僅有的外匯，搶救流失文物，包括以三十五萬元港幣，購回「三希」之中的王獻之《中秋帖》與王珣《伯遠帖》。
流失文物追索返還駛入「快車道」
進入新時代，自二○一二年中共十八大以來，流失文物追索返還駛入「快車道」，至今已有59批次2310件／套文物回歸，其中2024年8批次213件／套，今年三月份從美國紐約回歸的一宗41件。二○二一年三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簡稱「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完善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制度」，標誌着流失文物追索返還，成為國家意志，正式列入國家發展戰略規劃，並且常規化、制度化、法制化；接着在二○二二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裏，明確提出：「加大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工作力度」，作為「加強文物保護利用」重要的具體內容，國家文物局為此增設「流失文物追索返還辦公室」。另外，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也作出相應規定。
流失文物的追索返還工作，高度依賴國際合作，是一項複雜工程。目前國際上開展的流失文物追索返還，主要依據一九七○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一九九五年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於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但這兩個公約沒有追溯力，即不適用於公約生效前被盜或非法出口的文物，解決不了鴉片戰爭以來我國流失海外文物的索還問題。因此，一九九七年中國政府在加入《關於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時聲明：「中國保留收回公約生效前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的權利。」根據國博同事的回饋，收藏中國流失文物的外國博物館等公私營機構經常會說：他們這些藏品都是經過捐贈、購買等合法渠道入藏的，並不是從圓明園直接搶來的。我們的立場則是，這些被劫掠的文物，不管經過多少次洗白，都改變不了他們是被劫掠出境的歷史事實，中國政府對其擁有無可爭議的主權。
多年來，中國政府深度參與有關的國際合作，參與這方面的國際規則制定，包括二○一四年《敦煌宣言》、二○二一年《天龍山倡議》、與二十七國的雙邊協談、參與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等等。二○二四年，中國聯合十八個文物原屬國聯合發布《青島建議書》，提出解決歷史上流失文物追索返還的原創性中國方案，作為落實「全球文明倡議」的具體舉措，是對藏有流失文物的西方博物館的集體回應。
「存世唯一戰國帛書」的回歸路
其實歷史上中國文物「流失」海外，往往經歷複雜的過程。對其溯源及流轉歷史的研究，是追索工作的必要基礎及磋商談判的重要依據。長沙戰國楚墓於一九四二年，遭任全生等當地四個「土夫子」（即盜墓賊）盜掘，在棺槨中一竹篋內，發現一卷帛書及殘片（此地後稱「子彈庫」，這批文物按考古慣例稱「子彈庫帛書」）。帛書分為《四時令》、《五行令》、《攻守占》共三卷，多達九百餘字。《四時令》為第一卷，由文字和圖像組成，體現早期中華典籍圖、書並重的傳統，印證「圖書」概念的起源；而此次回歸的《五行令》、《攻守占》為第二、三卷，共計一百三十二件（組），內容包括一年四季十二月宜忌及攻城守城宜忌。這是已知我國最早的帛書（初稱「繒書」）實物，存世至今唯一的戰國典籍實物，學術界稱之為「東方死海文書」。
而盜墓賊當時將此帛書售予長沙南門外古董商唐鑒泉，後歸收藏家蔡季襄。蔡耗時兩年修復裝裱和臨摹、釋讀、研究，於一九四四年出版《晚周繒書考證》，這部「戰國孤本」首次重見天日。抗戰時期長沙淪陷後，一九四六年，蔡季襄帶着帛書來到上海，希望為這件寶物拍攝紅外照片，以便辨認上面模糊不清的字跡。當時身在上海、熱衷搜集中國文物的美國人柯強，在長沙教書時就認識蔡。此時聞訊馬上找到蔡，聲稱自己有兩部新式紅外線相機，將蔡誆至家中，藉口鏡頭故障，要求蔡把帛書暫留一天。第二天，蔡再向柯強索要帛書時，柯已擅自託人將帛書帶回美國。蔡當場憤怒索還，柯無賴砌詞拖延，最後一走了之，逃回美國。蔡又委託留學美國、受教於柯強的友人之子吳存柱，與柯交涉，均未果。新中國成立後，蔡將全部所藏捐獻國家。一九五五年，他以湖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列席代表身份，在大會上將柯強盜騙帛書的經過作了陳述，並將當年被迫與柯強簽訂而柯拒絕履行的賠償契約，上交湖南省文化廳；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吳存柱，也出具了證明材料。這些都成為如今追索的原始證據。
進入二十一世紀，「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徵集」專項等持續推出。二○○六年回歸、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青銅重器「子龍鼎」，就是流失海外重要珍貴文物通過這個項目成功搶救的案例。子龍鼎通高一百零三厘米、口徑八十厘米，是至今發現商末周初最大的圓鼎，為商周青銅鑄造工藝和青銅藝術經典之作。據傳上世紀二十年代在河南輝縣出土後，即經由日本專門從事中國文物國際販賣的山中商會，非法運到日本，在日本私人藏家之間秘密轉讓，一直銷聲匿跡近百年。直到二○○二年，這件中國文物才有照片傳到國內；二○○四年現身於大阪《中國王朝之粹》展覽及其圖錄中，後又轉歸香港收藏家持有。當年六月，馬承源等中國文博專家，終於在日本觀摩了這件文物。二○○五年，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確認這是「商周青銅器瑰寶、國之重器」，經國家文物局多方努力，最終使之實現回歸。
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組成部分，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列入國家發展規劃，寄託着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共同希望，相信更多流失海外的中華文物會陸續回到祖國。
（作者為中國國家博物館文博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