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刻演變的背景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革問題再次成為國際輿論焦點。這一主張不僅反映出發展中國家對公平代表權的正當訴求，更揭示了當今國際金融治理體系面臨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
金磚國家財政部長在7月5日聯合發表聲明，要求調整IMF投票權配額，呼籲以成員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地位為基礎，重新分配份額，結束歐洲國家在組織領導層中長期佔據的主導地位。
美國享有否決特權
IMF成立於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之際，其最初使命是協助戰後歐洲復甦。時至今日，IMF的職能已轉向宏觀經濟政策建議、危機管理及全球金融穩定。但其治理結構卻未能與時俱進，仍被少數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和歐洲壟斷，嚴重背離全球權力對比的現實格局。當前，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在全球GDP（國內生產總值）中佔比超過16%，但在IMF中的投票權卻僅為約6%，實際份額甚至不足計算份額的一半。相較之下，部分歐洲小國因「開放度」偏高等人為設定的份額計算因素，享有與其實力極不相符的份額比例。這種結構性不公，亟待改革。
然而，美國對改革始終持保留甚至抵制態度，根源在於深層的政治經濟利益。一方面，由於IMF重大事項需獲得85%投票權通過，而美國持有超過15%的投票權，等同於擁有一票否決權，成為制度設計上的最大受益者。IMF長期以來被視為美國推行「華盛頓共識」和維護其貨幣霸權的工具。美歐之間的「君子協定」使得IMF總裁始終由歐洲人擔任，而副總裁則由美國人出任，形成實質上的權力壟斷。
美國之所以如此堅守否決權，背後也有深厚的制度邏輯。事實上，否決權並非現代政治的產物，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古羅馬共和國時期的執政官與保民官制度。羅馬人在推翻王政後，為防止權力濫用和維護共和體制，設立了兩個互相制衡的制度性否決機制：其一是執政官之間可以否決對方決議，以實現平等權力之間的監督與制衡；其二是保民官代表平民利益，可以否決貴族提出的不利於平民的法案，作為一種防禦性權利。兩者雖然都是在決策機制中扮演「消極不合作者」的角色，共同目標卻是防止權力被壟斷、維護制度的公平運轉。
美國今天在IMF堅持的否決權，雖然無法積極主導決策走向，卻能有效阻止對自身利益構成威脅的決議產生。在多邊治理中，這種「最後防線」尤為重要。美國將否決權視為一種制度性安全閥，以確保在其未同意的情況下，IMF無法通過任何可能削弱美國戰略利益的決策。因此，否決權在美國眼中不僅是權力工具，更是自身主導地位的制度化體現。
在此背景下，金磚國家要求改革IMF，不僅是對制度不公的抗議，更是全球南方國家尋求制度性權力重構的戰略訴求。近年來，巴西、印度、南非等國多次在G20峰會、聯合國等場合強調IMF改革的緊迫性。印度財政部就曾指出，當前IMF份額計算體系嚴重低估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貢獻，缺乏透明和公平。
IMF當前的治理制度不僅在代表性上嚴重失衡，在功能執行上也日益暴露出弊端。長期以來，IMF貸款條件性政策被詬病為過度強調緊縮、市場自由化和私有化，忽視借款國的具體國情，導致許多發展中國家陷入「貸款依賴」和經濟惡化的惡性循環。研究表明，IMF計劃常常使低收入國家的收入分配惡化，勞動收入下降，主權債務風險上升。IMF缺乏對發展中國家的有效支持機制，其監督職能也因發達國家的主導而缺乏中立性與執行力。
中國地位嚴重低估
對中國而言，推動IMF改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戰略價值。從實際情況來看，中國目前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貨物貿易總額多年位居世界前列，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持續上升。但在IMF中的投票權和話語權卻遠低於自身的經濟地位，與當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演變明顯不符。這種代表性缺失，不僅不利於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也影響了IMF政策制定的全面性與公平性。
眼下國際關係中「相互依賴武器化」趨勢加劇，金融、科技、能源等領域被愈來愈多用於地緣競爭。美國通過IMF等國際機構對他國施加政策性壓力的能力，已引發廣泛關注。在此背景下，IMF改革有助於緩解對單一國家制度性依賴所帶來的潛在風險，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加中立和多元的金融支持平台。
從全球治理角度看，IMF改革有助於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包容和多元的國際金融體系。中國在推動改革過程中，也將進一步增強自身在全球金融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和制度影響力。而作為全球南方的重要一員，中國積極推動改革，也有利於加強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協調合作，促進南南合作機制發展，推動全球金融治理朝着更加平衡、民主的方向邁進。
值得一提的是，金磚國家在推動IMF改革的同時，也在主動建設具有自主性的金融合作平台，以增強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金融系統中的應對能力和發展空間。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作為這一機制的代表，近年來在多邊融資領域持續擴展。該銀行總部設在上海，自2015年成立以來，已支持多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可持續發展項目，成為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有力補充。
近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年會上，巴西前總統、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行長迪爾瑪·羅塞夫對當前國際金融形勢進行了分析，認為全球金融資源分配仍存在結構性不平衡，尤其是在單邊主義和經濟工具政治化趨勢上升的背景下，一些小型和中等發展中國家在獲取融資支持方面面臨更多障礙。在此情況下，NDB的作用更趨重要，不僅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資渠道，也在制度上體現出包容性和公平性。
NDB並不意圖取代現有金融機構，而是通過實踐展示另一種發展路徑的可能性。其本質是推動金融治理的多樣化，降低對傳統體系的單一依賴，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可以選擇的發展選項和合作機會，從而增強全球南方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主動性和自主性。
金磚國家此次聯合呼籲改革IMF，相信不僅是一次制度性抗議，更是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的一次權力結構重塑嘗試。改革IMF的關鍵，在於建立基於經濟產出和購買力的新公式，反映成員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真實地位；打破發達國家在管理層上的壟斷，增強發展中國家的投票權和代表性；消除現有份額公式中的壓縮因子與人為偏差，防止「開放小國」繼續獲得不成比例的權力；推動決策機制民主化，取消美國對重大事項的一票否決權。
須增強代表性公平性
當前，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正逐步上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國家的發展動能持續增強，如何在國際制度中體現這一變化，是多邊體系改革的關鍵課題。IMF作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機構，其改革進度也將直接影響國際經濟秩序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
若美歐國家繼續延宕改革，不僅將削弱IMF的合法性，也可能促使發展中國家轉向區域性機制，如NDB、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逐步形成「多中心、多機制」的國際金融體系。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IMF和多邊金融體系發展中也具有獨特角色。憑藉其金融市場的開放性、制度的透明度和與內地緊密的經濟聯繫，香港可在全球金融改革進程中發揮橋樑作用。未來，香港可積極參與更多多邊金融交流與合作，為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更加平衡、可持續發展貢獻應有力量。
綜上所述，金磚國家關於改革IMF的集體呼聲，既是對現行國際金融治理體系失衡的反映，也是順應全球經濟力量重組的現實要求。在全球多極化趨勢不斷加深的背景下，IMF若要保持其在國際事務中的權威與有效性，必須作出制度性調整，增強代表性與公平性。調整投票權配額、改進治理結構，不僅可以更準確反映成員國的經濟地位，也有助於提升發展中國家的參與度與信任度。改革IMF，不僅是回應發展中國家的合理關切，更是推動全球金融體系穩定與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一步。
（作者為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