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全球範圍內財政擴張及寬鬆貨幣政策，債務赤字化問題日益嚴峻。歷史表明，過度舉債及財政過度擴張是政府破產的主因，而且會引發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報告指出，2024年全球公共債務增至102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於發展中國家而言，適度的債務水平和可控的債務風險是關鍵，有效措施包括實施較低的利率和調整財政預算支出結構，同時強化財政預算約束，防範過度舉債。於美國等發達國家而言，削減赤字、降低公共債務規模和降低政策利率將是十分必要的手段。
總量規模屢創新高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發布的《財政監測報告》（2025）指出，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劇背景下，公共債務水平持續攀升，各國需要迅速採取行動整頓財政，以維護經濟穩定和可持續增長。根據預測，2025年全球公共債務將上升2.8個百分點，達到GDP的95%以上，這一趨勢預計將持續。若政策不確定性加劇，債務水平可能進一步上升。極端不利情境下，全球公共債務到2027年可能攀升至GDP的117%，創下二戰以來最高水平。
一方面，總量規模繼續攀升且創歷史新高。全球公共債務經歷數個歷史周期，每一個階段均伴隨着不同程度的經濟危機或金融危機。全球發達國家進入到財政主導的時代，中央銀行被迫服務於財政赤字擴張。為較快擺脫經濟衰退，越來越多的國家依賴債務經濟模式，不斷突破預算赤字，中央銀行配合「印鈔」購買國債。
日本較早實踐現代貨幣理論（MMT）政策，通過中央銀行購買大量國債，提供流動性的同時，拓展了財政擴張空間。2008年以來，美國更是推出超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財政赤字迅速飆升，不斷突破聯邦政府債務上限。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額在2024年1月、7月和11月接連突破34萬億美元、35萬億美元和36萬億美元。截至2023年末，美國中央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達112%，同期意大利、法國中央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分別高達132%和92.3%，均位於歷史高點。
國際金融協會（IFF）發布的《全球債務監測》報告顯示，2023年全球債務激增超過15萬億美元，創下近313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其中55%的增量來自歐美發達國家，債務總額升至208.3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總額升至104.6萬億美元。總的來看，全球經濟緩慢復甦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多數國家和地區仍將主要依靠財政政策發力仍是主流，將帶來公共債務的新一輪增長。
另一方面，債務具有明顯的結構差異及區域分化。發達國家之所以推行財政赤字貨幣化，大力實施財政擴張，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其獨特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具備穩定的政府信用；二是擁有比較完備的財政政策框架；三是中央銀行寬鬆貨幣政策的配合。
但相較於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擴大財政支出並抬高預算赤字卻有不小的難度，一方面是國內財政體制的約束，多數發展中國家對財政擴張存有疑慮，過高的赤字也可能引發民眾不滿，而且威脅金融系統穩定；另一方面在於部分發展中國家長期深陷債務違約困境，財政赤字受到國際組織的約束。IMF研究指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需提升稅收體系，增強財政能力。對於面臨債務困境的國家，及時有序地進行債務重組至關重要。
觀察發現，發展中國家的公共債務發展過快，其中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保持較好的增長水平，債務風險整體可控，但也有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復甦緩慢，削弱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實施空間，在貨幣緊縮政策加劇了償債負擔的同時，發展中國家還面臨歐美央行貨幣政策溢出風險，特別是外債佔比過高的國家，債務融資成本明顯上升，面臨「財政緊縮—赤字下降—經濟動盪」的結構性困局。
此外，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25）發布報告指出，自2010年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公共債務增長速度是發達經濟體的兩倍，在2024年達到31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還負擔過高的債務成本，2024年債務利息達到9210億美元，比2023年增長10%。統計顯示，自2010年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增長速度是發達經濟體的兩倍。自2020年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借款利率是美國的2至4倍。
政策短視蘊含風險
目前全球公共債務規模居高不下，不少國家的財政赤字仍難以扭轉，大規模的債務增長能否持續尚存疑，而且債務的平均增速儼然超過經濟增速，這一不合理的現象揭示了債務經濟模式的嚴重弊端。IMF預測顯示，2029年發達經濟體淨債務佔GDP的比重將升至84.6%。如果經濟增長無法持續，那麼過度的赤字將可能遭致債務的「反噬」，進而可能陷入惡性循環。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深陷主權債務陷阱的案例，以及希臘債務危機事件、斯里蘭卡政府破產等現象值得深刻反思。具備較強償債能力和信用基礎較好的政府公共債務擴張的風險是可控的，如果中央銀行可以在不增加通脹失控的情況下加大支持力度，政府在必要時增加債務不會造成利率飆升，依然可以增加借貸和支出。
但如果處理公共債務不當，完全依靠通脹來解決債務問題或者完全依賴基本財政盈餘都不可取，反而會產生幾乎災難性的後果。近期，美國、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長期國債收益率持續飆升，凸顯市場對主權債務風險的擔憂。由此可見，當前管理主權債務刻不容緩，一味地採取緊縮政策並不利於經濟增長，將削弱投資和消費信心。同時，快速上升的通脹以及隨之飆升的利率將增加公共債務負擔。
公共債務的增長並不可怕，合理的增長是穩定經濟、促進社會發展和應對危機的主要手段，但一旦失控或超出邊界，將產生預想不到的後果。財政與貨幣雖在穩定經濟增長、增進社會福祉等方面有共同功能導向，但二者仍有本質區別和嚴格界限。多年來，財政赤字貨幣化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運用十分常見，但如果仔細分析背後的邏輯不難發現，政策短視和應急的思維仍佔據主流，客觀上這些非常規政策雖能短期內維持經濟增長、改善民生，但卻將公共債務推向長期化、板結化，導致經濟復甦增長與財政赤字擴張之間的「鴻溝」持續擴大，引發金融不穩定和高通脹等風險，不但嚴重削弱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動能，而且全球不同程度陷入公共債務「螺旋」。
達里歐：美逼近臨界點
對此，既要善用債務工具，也要避免無序擴張。當前，迫切需要重塑財政框架與支出結構，平衡赤字增長。各國家的應對方法各有特點，需要兼顧穩定的金融狀況、適當的財政緊縮及經濟增長三方面因素，謹慎實施財政赤字貨幣化或啟動量化寬鬆（QE）政策。
達里歐在2025年出版的《國家如何走向破產：大周期》一書中再次呼籲採取逆周期措施，即當政府債務規模龐大且迅速增長，以至於大幅削減預算赤字時，最關鍵的行動包括：一是大幅削減赤字以糾正這一問題；二是在經濟狀況良好時進行削減，使削減操作具有周期性；三是確保貨幣政策足夠寬鬆，以維持經濟強勁增長。這些呼籲雖看似理想，卻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正如作者所言，即便是最完善的預算計劃，也面臨着巨大的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會使其偏離預期。
在近期的採訪中，達里歐警告稱，美國正接近一個臨界點，屆時將不得不僅僅為了支付現有債務的利息而發行新債——這種循環不僅可能引發金融衝擊，還會導致類似心臟驟停的系統性崩潰。IMF發布報告點明，財政空間有限的國家應逐步且可信地實施整合計劃，並確保新支出有對應的資金來源；財政靈活性較大的國家則應在明確的中期規劃內審慎使用資源。
（作者為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