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西貢地區匪患橫行。游擊隊來到黃毛應村時，村民以為又是一波土匪，哪知他們「不砸又不搶」，不時與村民聊上幾句，態度分外客氣，慢慢道出自己是抗日的游擊隊。日軍佔領西貢後，殺害了區內幾位神父。用來做禮拜的玫瑰小堂就此閒置，成了游擊隊的據點。而黃毛應村與附近的嶂上、赤徑及大浪村抗日武裝有緊密聯繫，這一帶發展成為抗日基地。
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黃毛應玫瑰小堂宣布成立──這是香港淪陷期間唯一一支成建制的抗日武裝。兩年間，約有七十名游擊隊員駐紮在這裏，小小教堂內還儲備了游擊隊的補給、武器和軍火。
不僅如此，由於黃毛應村特殊的地理位置，這裏亦成為抗日志士前往內地大後方的「中轉站」，為往來人員提供歇腳、食水、物資及庇護。僅有十幾戶人家的小村子，有六人參加了游擊隊，其中鄧振南曾在喇沙書院和華仁書院讀書，香港淪陷後返回西貢參加抗日活動。十幾歲的弟弟小南也嚷着要「打倒日本仔」，加入兒童團。雖然不能扛槍作戰，「冇咁威」，但遠遠見到「日本仔」過來，跑去給游擊隊員通風報信，能參與保護戰士們的任務，感到很光榮。抗戰勝利後，三兄弟都返回內地參加解放軍。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一架美軍「飛虎隊」戰機在香港上空被日軍擊落，飛行員克爾中尉（Donald W. Kerr）跳傘降落山間。日軍展開搜捕。緊急關頭，他被一名游擊隊小隊員發現。
克爾中尉在日誌中記：「我沿着山徑慌忙往下跑，突然有人拉我衣袖，我一看原來是個小男孩。小男孩大約十至十二歲，戴着一頂大人帽，背着長長的電筒，他面色充滿警戒，拚命以手勢叫我跟着他走。日軍已來到附近，幸而小男孩對山坡每一處地方都瞭若指掌，終於把我帶到一個隱蔽的小山洞躲藏。隔了一天，小男孩與一名十五歲的女游擊隊員送來三隻烚熟的雞蛋和番薯。但搜索的日軍愈來愈多，情勢兇險，在游擊隊幫助下我不斷竄逃轉移，且因腿部受傷行動不便，游擊隊用竹枝和木櫈做的轎，抬着我在陡峭的山路逃避日軍。」半個月後，游擊隊終於把克爾送上船，逃離香港，回到桂林的美軍基地。
克爾無從知曉的是，當時游擊隊用了調虎離山計，在市區多處日軍據點發動猛攻和爆炸，迫使搜捕克爾的日軍要撤回市區布防，才幫他脫險。日軍大怒，於是對游擊隊進行血腥大搜捕。
九月二十一日清晨，黃毛應村村民被日軍驅趕至教堂門口，逼他們供出游擊隊藏身地。村醫鄧福（游擊隊員鄧振南的父親）及鄧德安、鄧戊奎三人被重刑拷打，日軍將冷水灌入他們的口鼻，用扁擔踩斷腰骨，把他們吊在教堂橫樑上，點燃禾草燒，雙腳被燒焦，昏死過去……但三人堅貞不屈，沒有吐露半點游擊隊的情況。日寇最終把全村洗劫一空才離去。鄧德安因傷勢太重，三天後便犧牲了，年僅二十歲。鄧福因腰骨折斷、雙腳燒傷，醫治半年才能下床，鄧戊奎也醫了三個月才痊癒。
二○○八年，克爾的兒子大衛克爾（David Kerr）專程來港，在油麻地一所安老院，找到當年營救他父親的那位機靈的小游擊隊員李石。李石已是年近八旬、坐輪椅的老人，大衛克爾在老人面前蹲下說：當年你勇敢地救了我父親，今天我代他來感謝你，還他生前的願望。說罷，他把一枚「飛虎隊」勳章放在老人手中。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香港特區政府隆重舉行了「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陣亡戰士名冊安放儀式」。時任特首董建華親自將一百一十五名烈士名冊安放在香港大會堂紀念花園的紀念龕，供市民憑弔，並宣布：港九大隊「是香港淪陷時期一支正式的武裝部隊，在保衛香港的戰鬥中作出了重大貢獻」。一百一十五個永恆的名字中，就有本文提及的鄧德安。自此，香港市民重新認識了「自己的抗戰史」──香港不是二戰的「旁觀者」，而是「參與者」；香港的歷史記憶，與中華民族抵禦外辱的抗爭史緊密相連。
今年，抗戰勝利八十周年之際，特區政府再次對分布於新界、離島、港島的四十多個抗戰遺址進行修繕優化，亦包括黃毛應村玫瑰小堂。這些散布在香港山野間的抗戰遺跡，雖沒有宏偉的規模，卻以磚石為紙，以歲月為墨，記錄着這座城市的抗戰精神。
佇立在玫瑰小堂前，正午的陽光將一枝紫荊花影投射在白色的牆壁上，小村寧靜安詳。很難想像，這裏曾經發生過那麼悲壯的故事。山海間，銘記着香港從未缺席的民族擔當，那是值得永遠銘記的集體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