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的重新出現，以及地緣政治衝突加劇，為傳統全球化模式帶來巨大挑戰；全球經濟格局正經歷深刻重構，甚至出現「去全球化」等逆流趨勢。然而，筆者認為全球化並未終結，而是在重塑形式與路徑。中國倡導的多邊主義、公平貿易與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全球經濟的發展與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與框架。
不久前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天津峰會，達成多項成果，包括支持多邊貿易體制的立場、成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的決定、設立綠色產業、數字經濟、科技創新、高等教育等六大合作平台，以及制定高質量發展行動計劃等等。其實，這些也都與香港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相關。
大灣區憑藉其獨特的制度優勢、經濟活力與開放經驗，不僅有能力應對外部環境的變革，更可成為推動新型全球化的重要支點。特別是香港作為大灣區內高度國際化的城市，與廣東省九市及澳門形成互補協同的發展格局，共同構建內外循環的關鍵樞紐。
緊密協作構建區域經濟生態
大灣區的核心優勢在於其高度完備的產業體系與創新能力。無論是深圳的科技創新、廣州的商貿樞紐、東莞與佛山的製造業基礎，或是香港的國際金融與專業服務，大灣區內各城市既形成了功能明確、特色鮮明的經濟體系，亦通過緊密協作構建起區域經濟生態系統，能夠在全球價值鏈中保持韌性與靈活性，並在技術迭代與產業升級中搶佔先機。例如，深圳在人工智能、數字經濟與新能源技術領域的突破，不僅服務於國內市場，更可通過「一帶一路」與上合組織等平台輸出創新成果與商業模式。香港在知識產權貿易、法律仲裁與國際融資方面的專業服務，為大灣區企業參與全球競爭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在金融領域，大灣區展現出卓越的資源配置與風險管理能力，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風險資本交易量納入評核指標後，「深圳─香港─廣州」集群排名首次躍居全球第一。同時，大灣區內正在推進的跨境金融創新，如數字人民幣試點、跨境理財通與綠色金融認證機制，有助於構建更加高效、透明且可持續的國際金融合作模式。這些措施不僅強化了大灣區與上合組織成員國之間的資本聯動，也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替代性的經濟發展與資本流動路徑。
大灣區在規則與標準對接方面同樣具有獨特優勢。香港普通法體系與國際經貿規則高度兼容，其在貿易糾紛解決、國際仲裁與合同執行方面的專業性，為跨國合作提供了可信賴的法律環境。隨着全球產業持續革新、經濟治理體系面臨重構，大灣區有能力在數字貿易、綠色標準、數據跨境流動等新興領域參與國際規則制定。例如通過與上合組織國家在可再生能源項目的合作，推動中國技術與標準的全球化應用。
教育與人才資源是大灣區把握全球化機遇的另一重要支柱。香港擁有5所世界百強大學，在高新科技、商業與法律等領域的研究與教育資源具有國際競爭力。而廣東省則在職業教育與應用型人才培養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高等教育與職業技能培訓雙軌並行，使大灣區能夠為跨國合作提供從頂尖科學家到技術人員的全方位人才支持。此外，通過設立聯合實驗室、獎學金計劃與專業培訓項目，大灣區可成為上合組織乃至「一帶一路」國家的人才孵化基地，推動知識共享與能力建設。
制度整合政策協同釋放潛力
然而，要充分釋放大灣區的潛力，仍需在制度整合與政策協同方面進一步突破。目前，粵港澳三地在法律體系、稅收制度與市場規則等方面仍存在差異，這要求各方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探索更高水平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工作焦點應置於擴展「跨境通辦」政務服務、完善數據跨境流動管理機制、推動專業資格互認等措施，大灣區才可進一步提升資源流動效率與市場一體化水平。
對外方面，必須持續發揮港澳在制度、經濟與文化等領域的國際網絡優勢，通過上合組織與「一帶一路」等平台，加強對外推廣與交流，藉由深化認識來促進合作與協調。只有在此基礎上，大灣區才能更好地發揮其作為內外循環交匯點的戰略功能。
總體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在產業、金融、法律、人才與物流等層面積累了顯著優勢，使其有能力在新型全球化進程中扮演關鍵角色。通過強化與上合組織等多邊平台的合作，大灣區不僅可為自身發展開拓新空間，更可為全球經濟的開放性、包容性與可持續性作出貢獻。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