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數字化浪潮席捲之下，數據已不再僅僅是資訊，而是與土地、勞動力、資本等並駕齊驅的核心生產要素，更是孕育新質生產力的關鍵。香港雖坐擁豐沛的數據資源，但在數據價值的深度挖掘與市場化配置上，卻面臨着眾多挑戰。筆者認為，與國家「數據強國」的宏大戰略相比，香港的數字化、智能化步伐仍有加快的必要。
自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明確了發展數字經濟的戰略目標後，特區政府其實也有清晰的戰略呼應與部署，2022年發表的《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中，「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建設智慧香港」便被列為四大核心發展方向之一。2023年底發表的《香港促進數據流通及保障數據安全的政策宣言》更是為數據治理確立了核心原則：在「數據為民」、「數據賦能」的同時，更要確保數據安全與個人私隱保障。
可用性與流動性兩大掣肘
這些頂層設計，不僅體現了特區政府的決心，更旨在充分發揮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將香港打造成一個開放、安全且高效的數據樞紐，促進香港創新科技、數字經濟和智慧城市的發展，建設香港成為國際數據港，推動融會國內外不同數據的相關產業在香港蓬勃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於2024年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清晰地傳達出政府已將數據治理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並非僅停留在口號層面。
儘管香港擁有堅實的基礎，但香港充沛的數據資源的潛力並未被充分釋放，而這主要體現在公共數據的可用性與商業數據的流通性兩個層面。在公共領域，儘管政府自2018年起推行開放數據政策，並已通過「資料一線通」平台開放了超過5200個數據集，以及在「空間數據共享平台」提供逾700種空間數據，但相關數據的價值仍未被充分利用。
而更深層次的障礙在於商業數據的「孤島效應」。香港的金融、物流、醫療等支柱產業蘊藏着海量高價值商業數據，這些數據卻因缺乏有效的共享與協作機制，如同被高牆圍堵的「孤島」。企業基於對數據安全的顧慮和商業競爭的考量，往往不願將其核心數據開放。這嚴重阻礙了數據的規模化匯聚，難以形成跨行業、跨領域的協同效應，從而限制了數字經濟的發展潛力。
為了應對上述挑戰，可考慮從多方面着手，構建以數據要素的核心引擎。在技術賦能方面，政府可大力投資數字基礎設施，為未來發展奠定堅實的「硬實力」。例如，數碼港人工智能超算中心以及北區的沙嶺數據中心建設、由香港科技大學領導、多間大學共同參與的「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發中心」等等，目前都集中在人工智能領域，為滿足不斷增長的算力要求，並專注不同方面的核心技術研發，當局有必要考慮長遠的基建建設需要。
推動跨境數據雙向協作
在推動數據流通的機制建設上，香港則可透過制度創新與跨境協作雙管齊下。金管局推出的「商業數據通」已初步見效，便利了中小企業向金融機構分享數據。隨後推出的「授權數據交換閘」更進一步強化了公私營數據的融通。在跨境層面，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成立的「粵港共建智慧城市群專責小組」，正推動兩地在數據標準上的銜接，極大便利香港居民的「北上生活」消費，並為本港經濟帶來新的增長點。
但值得一提的是，數據的跨境流動不應僅是單向的「北上」，更是雙向的互惠互利。隨着更多內地數據（如電子支付、消費行為）經授權後流向香港，將有助於香港商家更精準地掌握內地旅客的消費偏好，從而優化產品與服務，吸引更多「南下」消費。這種數據驅動的商業模式，將為零售、旅遊、餐飲等行業注入新活力，開拓全新的數字經濟增長空間。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將香港全力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積極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做好數據治理、開放流通及安全應用，是高質量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這場數字的浪潮，考驗香港的智慧與魄力，但只要能夠精準把握、果斷行動，必將在全球數字經濟的新版圖中，繼續書寫屬於香港的傳奇。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