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畢贛執導、易烊千璽主演的《狂野時代》，攜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特別獎的國際光環，近日登陸內地院線後，迅速陷入兩極分化的口碑漩渦。
文藝電影愛好者認為，影片飽含對百年世界電影史的致敬情懷，同時又以微觀視角展現中國百年歷史變遷，個體的情感羈絆與宏大的時代背景相互交織，讓愛與夢、生與死的哲學命題有了具象化的承載。
然而，這樣的藝術探索在普通觀眾那裏卻遭遇了明顯的「閱讀壁壘」。影片幾乎完全拋棄了敘事邏輯，兩個多小時的觀影過程中，大量碎片化的鏡頭、晦澀的隱喻、跳躍的台詞，讓不少觀眾陷入「不知所云」的困境，既找不到清晰的故事主線，更難以與角色產生共情。
這種口碑分歧直接反映在市場表現上。儘管影片預售階段成績紅火，但上映後迅速遭遇「退票潮」。筆者親身體驗的晚間黃金場次，影廳內僅坐有八位觀眾，放映期間陸續有人離場，堅持看到劇終的僅有三人。社交平台上，類似的吐槽隨處可見：「野心配不上手法，全程像在看導演的私人夢境日記」，「形式大於內容，與其致敬影史，不如先學會怎麼講一個讓觀眾能看懂的故事」。
事實上，《狂野時代》引發的爭議，本質上是藝術電影長期面臨的核心矛盾：「汝之蜜糖，彼之砒霜」的審美分歧背後，是藝術追求與大眾口味的難以調和。這就引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命題：導演究竟應該堅守藝術初心，在大膽探索中推動電影語言的創新，還是應該適度走出「自我感動」，在藝術追求與觀眾接受度之間尋找平衡？觀眾又是否需要主動提升藝術審美素養，去理解那些超越常規的先鋒表達？更進一步說，電影的本質究竟是僅供消遣的娛樂產品，還是承載思想啟迪、推動藝術進步的文化載體？
《狂野時代》到底是一部「矯情的自我沉溺之作」，還是一次「值得尊重的藝術冒險」？這個需要交給時間去回答。但不管怎樣，這場由其引發的熱烈討論，還是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畢竟，電影藝術的發展，從來都離不開這樣的探索與爭議、碰撞與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