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中有一個挪亞方舟的故事，提到大量動物被裝上船保護起來，以便在洪水退去之後，能讓地球重新充滿生物。在英國，有一個現實世界中的「挪亞方舟」，它的誕生出於偶然。
故事始於一九八五年，年輕的查理·伯雷爾從祖父那裏繼承了西薩塞克斯郡克內普莊園三千多英畝的農場。但這並非令人欣喜的遺產，卻更像是一個燙手山芋，因為隨着英國轉向集約化、工業化的農業模式，土地變得日益貧瘠，莊園也不斷虧損和難以為繼，直到被破產的陰影所籠罩。二○○○年初，查理夫婦在參觀了某歐洲知名自然農場之後受到啟發，萌生了讓自己的農場也回歸自然的想法，並將其命名為「野化計劃」。
在後來的訪問中，查理夫婦將計劃形容是一個需要極大勇氣的「放手」過程，即放棄了所有景觀和農業的固有觀念，把農場完全交還給大自然，使其努力恢復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他們在此過程中也轉變為堅定的自然保護主義者。經歷多年之後，鳥類、昆蟲和其他動物成群結隊地重返這片已恢復生機的土地，並開始在此繁衍生息。鳥類的種類和數量的增長尤其令人驚嘆，其中包括了在全英範圍內數量銳減的夜鶯和斑鳩。農場裏還出現了著名的「五大獸」──塔姆沃思豬、埃克斯穆爾矮種馬、長角牛以及紅鹿和黇鹿，以及「五小獸」──紫蛺蝶、斑鳩、貝氏蝠、遊隼和夜鶯，牠們要麼輕快地飛翔和奔跑，要麼悠閒地吃草和覓食，這裏儼然成了「動物之家」。
英國作家伊莎貝拉·特里在早前出版的《野性》（Wilding）一書中，以優雅的筆觸描述了許多克內普農場令人驚喜的細節，不經意間成了文學範本。比如在蘇塞克斯方言中，用來形容各種泥土的詞彙超過三十種：暴雨過後泥濘的田間小路用clodgy形容；黏糊糊、臭氣熏天的泥土用gawn；腐爛有機物形成的黑色泥土用gubber形容；一片泥濘不堪的景象用ikes；黏糊糊的黃色黏土用puglab等等，諸如此類的詞彙不勝枚舉，也生動地還原了莊園的質樸風貌。書中也充滿抒情和頓悟的時刻，比如，查理被一場「暴風雪」般的彩蝶群所震撼，體驗了某種奇妙的景象。「一隻蝴蝶的叫聲幾乎聽不見。」書中寫道，「但成千上萬隻蝴蝶卻擁有自己的呼吸，就像瀑布的回流或積聚的鋒面。牠們振翅的低吟，以超自然的波長敲擊着，彷彿能將世界分解成原子。」
正如作者特里所指出，《野性》講述的不僅僅是一個農場野化的故事，更是探討如何恢復土地和靈魂。因為人類對自然世界的破壞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千多年前寫成的《吉爾伽美甚史詩》，「我們把森林變成了荒地。」同名英雄說道，「我們該如何向神明交代？」而克內普農場的成功證明了，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上養活近百億人口的同時，完全可以留出更多空間給野生動物。
實際上，全球範圍內一些無意間讓野生動物回歸自然的事例，也為人類「抄功課」提供了有益借鑒。比如亞洲一些非軍事區就棲息了許多稀有鳥類，如丹頂鶴和白枕鶴，以及阿穆爾鬣羚、亞洲黑熊和麝鹿等哺乳動物。在一九八六年切爾諾貝爾核事故後設立的禁區，猞猁和歐洲野牛等動物的數量也出現回升。人們對這些地方及其可能預示的未來充滿好奇，這種好奇心在二○○七年艾倫·懷斯曼的暢銷書《沒有我們的世界》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書中探討如果人類消失，自然環境和人造環境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很值得一讀。
有英國自然學家認為，從克內普莊園案例來看，野化是一個旨在最大限度提升生態系統豐富度的積極干預過程，也是一種開明的、具有生態意識且充滿活力的園藝方式。當動物消失、土壤退化或土地貧瘠到一定程度時，一個豐富且高產量的生態系統將無法自我重建，重新引入已消失的動植物有助於扭轉這一趨勢。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人為野化」一詞出現以來，該概念和實踐已逐漸得到推廣，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一九九五年將狼重新引入懷俄明州的黃石國家公園。狼群捕食了大量的麋鹿，這使得樹木得以重新生長，進而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大大增加了公園內生物的總量和多樣性。
普立茲文學獎得主理查·鮑爾斯曾指出，人類焦慮的很大一部分源自於「物種孤獨感」，而恢復生態多樣性無疑是解藥良方。按《野化》（Feral）一書的作者、英國野化計劃組織創辦人喬治·蒙比奧特所說，到二○三○年僅有英國國土面積的百分之一會恢復自然生態，可謂任重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