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敵報》在1939年9月17日發表的舒同與聶榮臻聯名《致東根清一郎書》，成為了超越時代的統戰經典與文化豐碑，其思想深度、精神境界與文學價值，足可與范仲淹《岳陽樓記》相媲美。《岳陽樓記》抒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大夫家國情懷與政治抱負；《致東根清一郎書》則以「中日兩大民族，屹然立於東亞，互助則共存共榮，相攻則兩敗俱傷」的洞察，彰顯革命者的國際視野與文人擔當。
這篇檄文更展現了舒同與王陽明「知行合一」一脈相承的實踐品格。王陽明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哲學主張，強調思想與行動的高度統一；舒同則以軍區政治部主任之職，在戰火紛飛的敵後戰場揮毫著文，既是對「抗日救國」真理的深刻認知，更是瓦解敵軍、凝聚人心的具體實踐。
《致東根清一郎書》遠超一篇普通的統戰檄文。其一，其打破了戰爭時期非黑即白的對立思維，精準區分日本軍國主義與普通日本民眾，提出「中日兩大民族本無深仇大恨，罪在軍閥」的核心觀點，為敵後統戰工作提供了「分化瓦解、精準施策」的範本。據史料記載，這封信發表後，先後有數百名日軍士兵認清侵略本質，選擇向晉察冀根據地投誠或起義。其二，它以文言為體、以真誠為魂，既彰顯了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又傳遞了共產黨人的和平誠意。其三，它將民族大義與人文關懷融為一體，既嚴厲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又表達了對日本普通民眾遭受戰爭苦難的深切同情，兼具正義性與包容性的立場，為後世處理國際關係提供了重要思想借鑒。其四，它充分印證了舒同「文人打仗」的獨特智慧，僅憑筆墨文章，便能直擊人心、瓦解敵軍士氣，成為軍事鬥爭的重要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