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總統月初再次訪華，從國際關係角度最引人關注的就是法國的戴高樂主義。自戴高樂將軍開創第五共和以來，歷屆法國領導人不管政治立場為何，都以此作為外交指針。因為作為一個中等規模的國家要想維持世界大國地位，這是唯一的選擇。
馬克龍總統也不例外。2017年擔任總統後僅兩周，就邀請俄羅斯領導人普京訪問法國，並在歷史文化地標凡爾賽宮接待他。而且還恰逢推動俄羅斯近代化、有「祖國之父」之稱的彼得大帝訪問法國三百周年。可謂給足了俄羅斯面子。要知道，此事件的背景是克里米亞事件已經發生三年，俄羅斯也軍事捲入敘利亞，正在和美國對抗。歐美也在大力制裁俄羅斯。
這一典型戴高樂主義風格的外交安排，就體現了馬克龍要展現法國的獨立自主、在俄美對抗中發揮平衡作用的特點。
不僅如此，半年之後也就是2018年1月8日馬克龍就出訪中國，並聲稱要每年訪問一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要三個多月之後他才訪問西方龍頭老大美國。這一安排顯示了法國悠久的外交智慧：中、俄都和美國進行激烈博弈，也都需要法國，自然對法國熱情有加，配合有加。馬克龍在接待普京和出訪中國積累了足夠的國際籌碼之後才去訪問盟國美國。於是，馬克龍成為特朗普執政後首位受邀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領導人。這打破了美國數十年來總統在任期第一年內發出國事訪問邀請的慣例。而且還恰逢美法建立外交關係250年。
作為法國歷史上最為年輕的總統，馬克龍雖然是政治新手，但憑藉戴高樂主義外交的「組合拳」，執政之初就為法國贏得龐大外交利益，風頭一時無兩。
然而到今天，馬克龍執政已經到尾聲，回顧這近十年的表現，卻不得不說馬克龍在外交上不但沒有什麼重大收穫，反而屢遭重大挫折，法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升反降。
一是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法俄特殊關係終結。法國對俄羅斯所有的外交投入和影響力全部喪失，失去了維持其國際力量和地位的極其重要的一張牌。
二是和美國的關係疏遠且一再發生衝突。特朗普兩個時期，法美在全球化、自由貿易、氣候保護、民主價值觀、中東事務上南轅北轍。法國多次嘗試在上述領域影響美國的政策但都以失敗告終。拜登時期表面上主張大西洋主義，但在核心利益上卻無視歐洲，甚至藉遏制中國的機會直接損害法國戰略利益。
拜登時期不顧歐洲的強烈反對，推出美國優先的《芯片與科學法案》和《反通脹法案》，馬克龍隨後試圖藉國事訪問之機游說卻鎩羽而歸。
更令法國無法接受的是，美國藉成立「AUKUS」搶走法國和澳洲高達六百億美元的潛艇訂單。獨立的軍事研發能力是法國戰略獨立的基礎，但由於法國國內市場所限，無法承受龐大的研發成本，為此不得不依賴國際市場。因此對外軍售對法國不僅僅是貿易還事關其戰略獨立。力圖一統西方的美國自然下手穩準狠。
三是和非洲的關係嚴重倒退。非洲是法國大國地位的另一個重要支柱。馬克龍第一任期就職僅五天就出訪非洲，也是他第一個離歐訪問的目的地。但到現在，法國在非洲的影響力已大幅下降。特別是法國不得不從馬里、布基納法索、尼日爾、塞內加爾、科特迪瓦、乍得撤軍。法國在非洲的存在並不是經濟而主要是安全，即大量的軍事存在。法軍的撤出標誌着法國影響力在非洲的式微。
相對而言，法國和中國的關係最為良好，也是法國和大國中唯一沒有發生重大衝突的國家。但失去了「俄羅斯牌」以及法美關係倒退之後，經濟總量僅是中國六分之一的法國也難以扮演世界大國的角色。它對中國的重要性明顯下滑。法國想打「中國牌」的難度非常高。這同樣也影響了法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應該說法國國際地位的下降並非戴高樂主義和馬克龍之罪，關鍵是時勢造英雄，當下的形勢已經沒有了戴高樂主義揮灑的空間。
首先，今天的亞太已經是世界經濟中心。全球權力也向亞太轉移。對於美國而言，從維持霸主地位到追求經濟利益，亞太的重要性已經高於歐洲。
其次，中美博弈不同於美蘇冷戰。第一不是集團對抗。第二是中國不輸出意識形態，雙方只是利益之爭。第三是中國積極參與國際體系，並成為世界多數國家的第一大經濟夥伴。就是中美戰略對抗的同時還有多領域的合作。這導致法國喪失了唯一性，它無法在各大國間再發揮獨特的平衡作用。
四是法國被歐盟所綁架。法國積極推動建立歐盟的初衷是彌補自身中等國力的短板，以整個歐洲的代言人參與國際競爭，捍衛自己的大國地位。但歐盟的迅速擴大和德國的統一，使得法國日益難以主導歐洲的外交政策，甚至被歐洲的團結之名綁架。比如俄烏衝突爆發後，法國遠離戰場，對它並沒有直接的安全威脅。而且歷史上俄羅斯就和法國多數時期為盟友。從法國的國家利益講，維持和俄羅斯的關係符合它的戰略利益。但靠近衝突的中東歐國家則倍感威脅，不僅強烈支持烏克蘭，還一邊倒倒向美國。法國如果堅持自己的外交政策，將冒歐盟解體的風險。
正是由於以上原因，儘管馬克龍奉行戴高樂主義，但卻無法取得戴高樂將軍的外交成就。這除了個人能力的差異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內外部形勢完全不同：法國自身實力難以支撐這樣的外交策略，外部環境也缺乏戴高樂主義的空間。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