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5000年前，中國的黃河與長江流域、北非的尼羅河流域分別誕生了古中國文明與古埃及文明，與西亞和南亞出現的古蘇美爾─巴比倫文明及古印度文明並稱「四大文明古國」。明年是中國與埃及建交70周年，「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館珍藏」（「古埃及文明大展」）正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香港故宮館）舉行，通過250件古埃及雕像、石碑、金器、木乃伊棺槨和動物木乃伊等，呈現近5000年的古埃及文明發展歷程。其中展覽第四單元「古埃及與世界」探討了古埃及文明與中華文明在歷史上雖未直接接觸，卻存在類似的「平行發展」。大公報記者近日專訪展覽策展團隊成員、香港故宮館副研究員王文欣，揭秘兩大文明古國相似的發展之路。

根據四大文明古國的特徵，考古學界認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而國家形成的標準分為「城市、金屬、文字」三要素。中埃兩國雖地理相距甚遠，卻存在類似的平行發展條件，並且在千百年後相遇，攜手傳承兩大璀璨文明。\大公報記者 李兆桐

中華文明

文字記錄

古老的「五田文」

距今5300年前後的浙江良渚遺址群出土的陶器上，出現了被認為與文字起源密切相關的複雜的刻畫符號系統。其中刻有八組「五田文」的陶支座出土於距今7000年前的湖北秭歸柳林溪，目前已發現8個單字，其上的「五」字與甲骨文的「五」字相同，但更原始。而「文」字則與甲骨文完全一樣，很可能是「漢字的祖先」。

從簡牘到造紙術

殷商時期主要用獸骨、龜甲、青銅器作為書寫載體，而後又使用玉石和絲帛等貴重材料。這些書寫載體後來被成本較為低廉的竹簡、木牘取代。麻紙在中國自公元前8世紀以來就已用於包裝和填充材料，後來在東漢蔡倫的改進下，製造出方便使用、易於生產的紙張，為後世書籍抄寫和文化傳播作出貢獻。

漢字簡化的過程

在「古埃及文明大展」中展示小篆中的「貓」字與古埃及象形文字具有類似的表音與表意功能，可以看出兩者均起源於象形文字。從甲骨文、金文到篆書、隸書，再到楷書，歷史上漢字一直在經歷着簡化的過程。到近代，文字簡化運動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當時有學者提出要提升知識水準就先提升識字率，增加識字率就要將複雜的中國字簡化。

城市生活

世界最早的攔洪大壩

在距今約5300年前後的良渚遺址，已有文物反映王權和軍權形成，並佐證稻作農業與特殊物品手工業的發展，說明中華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已經形成。

而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是世界迄今發現最早的攔洪大壩工程。大壩即使動用1萬人的人力，也大概需要兩年半時間才能完成。傳說中開創夏朝的大禹整治黃河水患有功，受舜禪讓繼帝位，這亦能側面體現古人對治理水患的重視。

在農業上，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先民就馴化黍、粟、稻、菽等作物，在黃河和長江流域廣泛種植，成為中華先民倚重的食物來源。

不斷修補的軍事奇觀

而極能體現中華文明動員能力的，莫過於宏偉的長城。「古埃及文明大展」中將長城與古埃及的金字塔並列展示類比，王文欣表示，這並非因為二者均建於同一時間，而是想表現「二者均體現背後兩大文明建設大型工程的動員能力。」長城是用於抵禦外敵的軍事建築，而金字塔則是法老的陵墓，王文欣指出兩者的共同點還在於「長城與金字塔都在建成後，不斷地被後來者修補，翻修之外也會有一定的擴建。」

「事死如事生」觀念

金字塔是巨大的地上陵墓，而中國的兵馬俑則是秦始皇的「地下軍隊」。王文欣表示，巧合的是，兩地先民都相信死後有來世。古人透過陪葬品與喪葬習俗，寄望亡者在死後世界獲得富足的生活。如西漢時期「中山靖王」劉勝的金縷玉衣，便鮮明體現了漢代王室貴族對保存身體和永生的追求。從馬王堆漢墓的一號墓中出土的辛追夫人遺體亦與古埃及木乃伊有異曲同工之感。

金屬冶煉

冶金技術兼收並蓄

距今約5000年的馬家窰文化青銅刀，標誌着中國冶金業的誕生。考古學界認為，中國先秦兩漢時期的冶金技術在自身文化和技術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吸收了外來技術。其中，青銅器成為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禮儀制度的物質載體，而青銅鼎始終是這一制度的核心，這是區別於世界其他青銅文明的重要特徵。約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200年的三星堆文化，更是孕育了眾多造型奇特的青銅器具。

從實用器到禮器

在「古埃及文明大展」中，王文欣表示，策展團隊選擇齊家文化的玉璧、金製鳥紋胸飾與古埃及文明的文物類比，體現「玉石器在早期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加工和製作，已經遠遠超出了實用器的範疇，進入到禮器的層面。而金器方面，我們會看到中國和埃及都對黃金的不朽和價值擁有共同的認知，同時也把黃金作為身份或者『神性』的象徵。」

而中華文明在距今3300年左右就嘗試冶鐵，中國塊煉鐵技術在中原地區逐漸發展，產生了鐵農具、鋼鐵兵器等，提高了糧食產量，強化了軍事實力，深刻影響了中華文明的發展。

古埃及文明

金屬冶煉

掌握生產合金知識

埃及學界認為，古埃及人在距今5000年前就已掌握了採礦、冶煉和金屬加工技術，並掌握豐富的化學知識，懂得利用金屬氧化物。公元前4000年後半期，小型銅器首次出現在上埃及的巴達利亞文化中。在此大約500年後，銅器的應用範圍更廣，出現了供工匠使用的銅工具，金屬首飾和器皿。

視黃金為「神的血肉」

「古埃及文明大展」中與齊家文化玉璧並列展出的一件刻有王名的碗，體現了古埃及距今約5000年前就以石器彰顯王權。而塔沃斯塔王后的串珠項鏈則展現「古埃及人尚金，視黃金為神的血肉以及太陽神的象徵」。埃及東部沙漠和南部努比亞地區出產黃金，早在前王朝時期就已進行礦坑開採。

然而，鐵器在古埃及文明中出現得較晚。王文欣認為這有可能是古埃及在軍事上被征服的原因之一。

法老長眠的神秘陵寢

約公元前2560年，國王胡夫在吉薩建造大金字塔，成為古埃及文明的標誌性建築。有研究顯示，埃及存在的金字塔結構建築多達上百座。金字塔的主要用途為法老王的陵寢，具有較強的宗教目的。王文欣表示，古埃及法老建設的金字塔與秦始皇下令建設的長城一樣，體現了較強的物資與人員整合能力。「後來由於盜墓者越來越多，大型金字塔的建造就被後來的法老放棄了。」

城市生活

上下埃及的統一

王文欣表示，古埃及在統一之前，由多個沿尼羅河分布的獨立政體和酋邦組成。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上埃及開始出現日益複雜的社會結構，包括聚落聚集、財富不均和等級制度的形成。一些觀點認為上、下埃及統一者為納爾邁，時間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自此埃及過渡到一個領土國家。

「古埃及人其實希望尼羅河有更多的洪水，因為這裏太乾燥。他們在阿斯旺建立了水文觀測站，觀察尼羅河上游的水量來推測洪水情況。」王文欣特別提到蠍王權標頭這件文物，其中蠍王在這個權標頭上手拿鋤頭正在開墾洪水過後的土地。「這側面印證了古埃及人的水文觀察，亦體現王權與和水利的關聯。」

「埃及90%的領土是沙漠。」王文欣表示，古埃及人主要的農作物是小麥，此外還有大麥、黑麥等。憑藉這些作物古埃及人可以製作麵包以及釀酒，古埃及人以物物交換的形式，用啤酒和麵包支付工匠的工資，啤酒也被用於祭祀、墓葬的供奉中。

啤酒和麵包的製作關聯緊密，陳麵包可以代替搗碎的穀物釀啤酒。古埃及人將啤酒和麵包尊為生命和營養的源泉，還可作為祭品獻給亡者。

保存軀體以求「復活」

與中華文明類似，古埃及文明亦重視亡者遺體的保存。他們認為「復活的靈魂需要原先的身體」，因此透過製作木乃伊來保存遺體。王文欣指出，埃及乾旱的氣候為保存遺體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製作木乃伊需要先將遺體挖去內臟，在腹腔填以各種香料，縫合後再經過處理、放置，再裹上麻布，塗上樹脂製成。除了人形木乃伊，貓、牛、馬等亦被製作成木乃伊。

文字記錄

象形文字展現王權

古埃及文字是世界上最早成形的文字系統之一，成熟於約公元前3250年左右。古埃及語屬於非亞語系，分布範圍涵蓋北非、東地中海及西亞地區。學界通常將古埃及語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五個階段：古埃及語、中埃及語、新埃及語、世俗語和科普特語。這些語言階段通過聖書體、僧侶體、世俗體和科普特文四種不同的文字系統被記錄下來。有學者指出，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產生和使用，與權力的產生密切相關。

取法自然的莎草紙

古埃及人在公元前3000年就開始使用莎草紙。莎草紙是古埃及人廣泛使用的書寫材料，是文字、圖畫的載體。復原的莎草紙製法以盛產於尼羅河三角洲的紙莎草的內莖為原料，通過除去糖分、編織、捶打、壓製等工序，得到莎草紙成品。王文欣指出，古埃及莎草紙雖與中國的造紙術不太一樣，但「工藝其實與廣東地區的通草紙比較相似，都是取法自然的造紙手段。」

逐漸受外來者同化

「其實古埃及不斷地在被外國統治者進行統治。到羅馬在埃及建立行省，埃及的主體性就大大降低了。」王文欣認為古埃及文明發生比較大的轉變，發生在伊斯蘭化以後，「公元6世紀，隨着阿拉伯人的擴張和崛起，對古埃及的本土文化、信仰體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王文欣亦表示：「到今天埃及還有科普特人，保留着相當一部分的古埃及語言。」

其中，古埃及聖書體並非能廣泛地快速書寫的文字，使用群體非常少。「它的語法和字符越演變越複雜，以至於學習成本非常高。」王文欣認為，希臘羅馬時期，古埃及文字很可能與希臘文存在競爭關係，「更容易學習的文字可能逐漸取代了古埃及複雜的文字體系。」

未曾「謀面」卻有文化「神交」

中華文明在歷史上憑藉陸上、海上絲綢之路，將中華文化通過絲綢、瓷器等在一聲聲駝鈴、一次次揚帆中廣泛地傳播到世界各地。

王文欣表示，由於尼羅河航運的限制，古埃及文明未能向南邊探索，但同樣通過陸上以及海上貿易，將古埃及的文字、哲學思想、藝術等傳播到環地中海區域：「在希臘羅馬時期，（古埃及的）伊西斯這個神話人物將荷魯斯懷抱在自己膝蓋上的形象，對後來歐洲繪畫的『聖母聖子』的構圖是有一定影響的。」王文欣續稱，雖然中華文明與古埃及文明在歷史上沒有直接接觸，但中華文化曾以間接的方式抵達埃及：「埃及的福斯塔特遺址出土了多件中國陶瓷，很可能是通過阿拉伯商人從中國帶過來的。」

兩大文明的現代相遇

隨着約641年阿拉伯政權征服埃及，埃及逐漸阿拉伯化；而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文明。歷史上兩大文明雖未直接接觸，但近年來中國與埃及在考古文博領域的合作日益密切，兩大文明的後裔在千百年後攜手並進。

明年將迎來中國與埃及建交70周年，上海博物館與香港故宮館先後與埃及最高文物委員會聯合舉辦古埃及文明大展，中埃聯合團隊在薩卡拉遺址的最新考古成果亦在展覽中展現，展覽成為中埃博物館合作的新里程碑。自2018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與埃及文物部簽署考古合作協議以來，中國考古隊多次赴埃及，與埃及團隊共同推進遺址的發掘、測繪及數字化建模，提供技術支持，中埃合作也拓展至水下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研究領域。中華文明與古埃及文明作為人類歷史長河中兩顆極具代表性的明珠，在中埃合作下，兩大文明如同仍奔流不息的黃河與尼羅河，將繼續傳承並發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