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內地《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前年在香港國際機場遭暴徒禁錮及圍毆一案，法庭昨日作出裁決，三名被告分別被判囚4年3個月至5年半。法官李慶年闡述判刑理據時意猶未盡，發了一些感慨，吐了一些苦水，引起社會的關注。
李官特別提到兩件事，一是似乎抱怨律政司沒有就案件如何求刑作出明確建議，只要求法庭參考過去案例，說是「幫法官」，實際上幫不到；二是講到部分被覆核刑期的案件，上訴庭要求下級法官「唔好咁仁慈，太仁慈係害咗被告」，因為一旦引發上訴，被告判刑由輕變重，「都係你（法官）衰」。李官要求辯方（其實也是要求社會）理解法官所面對的情況「幾咁嚴峻」。
法官當庭吐槽比較罕見，但也反映本港司法制度需要與時俱進。事實上，自一四年「佔中」以來，不少案件被指判刑過輕，出現同罪不同罰的情況，有些法官甚至對被告推崇備至，屢屢引發輿論嘩然。部分法官判決有明顯的政治偏袒問題，但也不排除有法官判斷失誤，因此有心理壓力，不足為奇。
其實，李官所反映的問題，正是民意呼聲強烈的司法改革的一部分——成立量刑委員會。法官根據案情、法律及有關量刑指引判決，就會客觀公允得多，不至於出現太離譜的情況；判決無爭議或少爭議，上訴案因而大大下降，不但可以減輕原審法官的壓力，也降低司法機構的工作量，何樂而不為？
量刑委員會提出的指引，只供法官參考，不影響法官的獨立判斷，不損害司法獨立。英國、美國等普通法地區，早就設立了相關機構，對減少司法爭拗大有裨益。
司法改革有助維護司法公正，呼應民意的訴求，如今更是司法界內部的意願。真不明白，為何司法機構將「改革」視為洪水猛獸，一直虛與委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