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拜登記者招待會終於與大家見面。與特朗普不同的是，記者會少了唇槍舌劍及火藥味，多了一些「溫柔」與平淡。拜登除了聚焦抗疫、非法難民及參院立法程序改革之外，拜登花時間較長的莫過於回答中國問題了。
這場精心準備的記者會，拜登用時7分多鐘大談中美關係。他明確表示，一不尋求與中國的對抗，但會直面更激烈的競爭，要求中國遵守公平規則、公平貿易，尊重人權。二是其任內絕不允許中國超過美國。他聲稱，「中國的總體目標是要成為領先世界、最富裕、最強大的國家，但在我的任內，這不會發生。」他承諾將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以便在與中國的競爭中獲勝。
拜登這段講話至少透露出以下幾個信息：第一，美認為，美中之間的競爭是老大與老二之爭。儘管中國多次表明，「中國無意取代美國，也無意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但美方不以為然，認定中國就是要取代美國。儘管中國憲法中明確載明，到本世紀中葉，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之際，將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從而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但白宮堅持將中國的戰略目標修訂為「最富裕、最強大的國家」，這一字之差顯然不是拜登的口誤，而是反映了美國當下新的「政治正確」，不渲染中國威脅在政治上過不了關。
第二，美方認定中美之爭是意識形態與道路之爭。拜登認為，在威權與民主的選擇上，究竟誰能代表人類的未來？中國顯然選擇了前者，而美國則堅信後者。拜登承諾將於年底前召開民主國家峰會，構築基於共同價值觀之上的自願者聯盟，反擊威權主義。
有了以上大背景，那麼對眼下熱炒的新疆問題理解也就豁然開朗。自美國本世紀初開闢阿富汗戰場以來，美國從沒有放棄過「禍水東引」的戰略構想。在反恐問題上一直在聯合國大搞雙重標準：一方面要求中方配合美國的反恐行動，另一方面當中國要求將一些東突組織列為恐怖主義名單時，美國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藉口，設法加以阻撓，同時也為「東突獨」組織提供資金及活動場所。美利用新疆問題、挑起漢維民族矛盾則可以起到一箭多雕的作用。正因為如此，隨着中美兩國戰略競爭的加劇，新疆問題的炒作也同步升溫。
綜觀這些年來的世界亂象，西方民主制度的衰敗是全方位的，這是發達國家民粹主義崛起的重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衡量一個制度和意識形態有沒有生命力，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標準是看它能不能找到解決複雜社會問題的辦法。特朗普顯然看到了美國的問題，但這四年沒能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或者說找錯了答案。
種種跡象表明，拜登在諸多難題面前，恐怕要重蹈特朗普的覆轍。例如被視為「政治炸彈」的非法難民問題，他與特朗普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在國際與國內反恐問題上，美國政府的雙標正在遭遇邏輯難以自洽的困擾。在國會山事件發生後，拜登第一時間就給這起暴力事件定性為「國內恐怖主義」，而面對新疆去極端化及反分裂等一系列舉措，美國則給中國貼上了「種族滅絕」的標籤，製造出21世紀最大的政治謊言。
眾所周知，恐怖主義問題一直困擾着發達國家，美、英、法、西班牙等國都深受其害。特別是近年來，一些國家的伊斯蘭人口迅速膨脹，由此帶來了日益尖銳的族群矛盾，「孤狼行動」不時冒頭。相比之下，中國在去極端化、打擊恐怖主義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讓西方的國家治理相形見絀。如果再聯想到新冠疫情的應對，如此多的疑難雜症都被中國政府一一加以解決，這讓西方制度情何以堪？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制度的存在正動搖着西方國家的制度之基。
尋找敵人是美國二百多年來不斷前進的一大動力。中國不幸成為美國需要的角色。接下來它需要做的是要把中國——這個敵人徹底妖魔化，從而把自己推上道德制高點。一旦被美扣上「集中營」「種族滅絕」等大帽子，下一步就要將中國定義為「邪惡國家」。
中國有沒有興趣超越美國已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此四分五裂的美國需要找到團結美國內民眾、兩黨及西方陣營的靶子。2009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老二時，包括美日在內的西方國家危機感陡增。2009年奧巴馬總統發表國情咨文，明確喊出「美國不能成為老二」，聽眾報以長時間掌聲。特朗普上台之後在多次場合強調，「本來中國會很快超過美國的，但因為我當上總統，中國這個目標不可能實現了。」以此炫耀其遏華有功。
極具啟示意義的是，奧巴馬任期八年及特朗普這四年，中國的GDP與美國不僅沒有拉大，反而縮至如今的75%，成為不折不扣的全能型競爭對手，這與當年的蘇、日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值得肯定的是，拜登表示不尋求與中國對抗，在阿拉斯加戰略對話期間，美方也表示不尋求與中國衝突，組合在一起就是「不衝突、不對抗」，這是中方早就指明的中美關係新時代的相處之道。在阿拉斯加對話中，美還釋放出繼續保持對話的興趣及堅持「一中政策」的積極信號，所以我們對拜登對華政策不妨再多給一點觀察期，這與拋不拋棄幻想無關，而是現實主義者的政策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