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傳統民俗有一種活動稱為雅玩，從字面看似是生活無憂者高雅的玩意，屬普羅民眾樂趣活動之一，「雅」只是文人形容這玩意的特別而已。
時下流行養寵物，古時亦有畜養及玩賞鳴蟲的行為，可歸納於雅玩的範圍內。
《詩經》，是我國最早有關詩歌的文獻，相傳是漢武帝下旨搜羅編成詩集。因戰亂而流散在香港的一批戰國竹簡，後經趙姓清華大學校友收購送往母校作研究，從而稱為《清華簡》，其中一篇敘述周武王戰勝黎國後，宴請群臣，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即席賦一首《七月》詩，這首詩是最早有關鳴蟲的詩，提及蟋蟀的習性：「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蟋蟀又稱「促織」，蟋蟀（尤指雄蟲）在求偶時發出清脆鳴聲，有稱唐代宮人把牠裝在枕邊竹籠內，欣賞其鳴奏；其實這種鳴蟲有好勇鬥狠的習性，兩蟲相遇或有撕咬，有稱「若生得大，更會鬥」。宋史記載指南宋王朝末年，丞相賈似道有「與群妾踞地鬥蟋蟀」的癖好。
王世襄，是文史學者又是「京城第一玩家」，「玩家」是指他對民俗活動涉獵極其廣而樂在其中。出身官宦世家的他，已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前後任「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代表、故宮博物院文物館陳列部主任，及後任國家文物局的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他一生博雅，可用「達觀、博學、厚道」作註腳。
王世襄寫了一篇《秋蟲六憶》，敘述上世紀三十年代北京玩蟋蟀的情況及個人經歷；北京地道話蟋蟀為「蛐蛐」，他不少忘年朋友是蛐蛐老養家，亦師亦友，他這篇文章，不僅是寫細微的秋蟲，也帶出北京風俗民情的縮影；這《六憶》一是憶捉、二是憶買、三是憶養、四是憶鬥、五是憶器及六是憶友。他指出立秋前後，蟋蟀會特別壯碩，就是捉的日子，會帶上銅絲罩子、蒙着布的席簍、芭蕉葉等以京片子話「逮蛐蛐的」了；對公子哥兒來說，逮蛐蛐是很累的，也不易逮到好的，花錢向一些僅大兩三歲的「專業」賣家，他們只會在罐布掀起來開一條縫給挑選，言明兩或三枚銅板一隻，買到長勝將軍就向朋友稱自己逮的；買回來的放在有蓋圓罐內，稱為養罐（盆），罐子需用雨水清洗。「接雨水」成為養不養蛐蛐的暗語，北京自來水為了消毒，放了漂白粉藥劑，對蛐蛐有害，此外要按習性，為蛐蛐提供乾濕環境，罐子保持濕潤及放進一件乾燥稱為「過龍」的串兒，供蛐蛐選擇適宜存身之地；蛐蛐相鬥之前，需經對稱相等才鬥，「稱」是一長方形匣子，有象牙製成之戥子桿，桿刻上分、釐、毫，桿上掛着砣，鬥蛐蛐分不同等級，需五、六人合作照料才成；養罐與鬥罐相若，在造型與容量無差別，只在於材料不同，鬥罐用瓷而養罐用陶，配有過龍，是供蛐蛐存身的扇形有蓋合子；王世襄兒時朋友多有養蛐蛐，亦有長輩傳授蟲經，兒時被父母責罵玩物喪志，會請同好長輩、父母的至交來說情，這種玩意打破年齡差異的隔膜。王世襄對放鴿、熬鷹、養蟲、火繪葫蘆、竹刻、刻器、古琴及古傢具等皆專長，雖然有稱他為紈絝弟子，但他對歷史文物的學識見解非凡，他這篇文章，更成為研究前人養蛐蛐的主要資料。
《六憶》之三憶養提及的「過龍」呈橢圓扇狀，兩端有方洞，面有蓋，上有鈕方便提起，是養蛐蛐用具的一部分，「過龍」兩邊的方孔便利蛐蛐經兩孔串來串去，稱之為「串兒」也是這原由，籠蓋則嚴貼器腔，以防蛐蛐鬚夾於縫中斷損。
如宋史所示，鬥蟲在當朝甚為流行，從欣賞其悅耳鳴叫而開始飼養，進而出現鬥蟲之風，而清代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促織》描寫宋代兩百年後的明代宣德帝更「酷好促織之戲」。明清筆記亦有提及宣德官窰蟲罐的紀錄，而在景德鎮明御廠故址出土宣德蟲罐殘器多達十多件，多為繪上五爪螭龍的御用器物，亦有瓜果、松竹梅及海獸的紋樣，蟲罐三蓋與器底都有「大明宣德年製」六字，其字體與當朝書法家沈度的墨跡相同，明代學者焦竑有稱：「（沈）度書獨為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傳與後世，一切大製作命（沈）度書之。」雖然蟲罐不屬大製作，但基於宣宗的偏好，由御廠工匠臨摹上瓷之可能性極高。
這件青花瓷器過龍，周邊及籠蓋繪花果紋飾，蓋底上單行橫向寫上「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是文獻中所說的「宣德串」存世的實物，器物雖少，紋飾臻妙。
養秋蟲，有欣賞其鳴聲，享受清音，亦有用以互相比拼，所以亦有稱為養鳴蟲，是官宦文人、普羅民眾的樂趣活動。這件寫上年銘的青花過龍，養蛐蛐活動在明代已有完整的器皿配套，是流行了歷代多年雅玩的一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