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好電影的標準是什麼？有好的劇情、攝影、剪輯抑或演技？以詹姆斯·卡梅隆執導的經典大片《泰坦尼克號》為例，雖集上述元素於大成，仍避免不了電影之外的爭議。

影片中有這樣一處橋段，當泰坦尼克號遠洋客輪即將沉入大西洋冰冷的海水時，乘客們爭相搶佔船上僅有的幾艘救生艇座位，而大副威廉·梅鐸在努力維持秩序。面對人群開始失控，梅鐸拔出了槍，隨着一聲槍響，愛爾蘭工人湯米·瑞恩應聲倒在甲板上，並最終因流血過多死在友人的懷抱裏。在梅鐸意識到自己打死人後，他向附近的一位同事行了最後一次航海禮，然後舉槍向自己扣動了扳機。

這部大片於一九九七年上映時，觀眾們對這一段暴力加煽情的場景反應熱烈，但遠在蘇格蘭達爾比蒂小鎮的居民卻是無比憤怒，因為梅鐸確有其人，並且就是在該小鎮出生和長大的，現實中他不僅沒有開槍殺人，反倒是捨己救人，當地市政廳的一塊石匾上至今仍在歌頌他的英雄主義表現。梅鐸的侄子公開批評《泰坦尼克號》電影的導演不尊重史實，僅僅為了讓電影有更多高潮而刻意編造情節，甚至不惜把梅鐸描繪成一個膽小鬼和謀殺犯。在輿論的壓力之下，電影製片人和發行商不得不出面道歉，並支付了五千英鎊作為精神補償，連卡梅隆本人也承認，沒有證據顯示梅鐸殺過人，電影在描繪某個特定的人時犯了錯。

如今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電影界在製作受真實人物和事件啟發的電影時，仍然沒有解決卡梅隆所遇到的道德困境，尤其在人物傳記性影片中，應多大程度尊重史實尚沒有定論。比如，二○一三年講述蘋果公司已故創始人喬布斯的影片《喬布斯》，被指歪曲了他的性格以及關於企業的最初設想，一些場景從來沒有發生過。二○一四年由奧斯卡影后妮可·基德曼主演的摩納哥王妃格蕾絲·凱利傳記片《摩納哥的格蕾絲》，被格蕾絲的三名子女批評內容失實，並與製作方劃清界線，指其家族從末牽涉創作。二○一八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獎得主的《綠皮書》，引起片中主角唐雪利博士家人的批評，他們抱怨該片歪曲了受人尊敬的黑人鋼琴家與其司機的關係。二○一九年昆汀塔倫提諾的《荷里活往事》，被已故功夫巨星李小龍的女兒李香凝批評，指影片以「令人不安」的方式描繪了李小龍。

即使在二○二二年，講述已故荷里活明星夢露的影片《金髮夢露》也毀譽參半，批評者認為電影對夢露的描寫嚴重失實，把她拍成了一個深陷戀父情結、無助的「傻白甜」。在去年諾蘭執導的電影《奧本海默》中，更出現核子物理學家奧本海默試圖用摻有氰化鉀的蘋果毒害導師的場景，也被批是對史實的篡改。用奧本海默孫子的話說，這是一個嚴重的指控，不論奧本海默的朋友或敵人，沒有一個人在他們的一生中聽說過這件事並認為這是真的。而去年上映的另一部電影《五月的你，十二月的她》，也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影片中加入了許多失實的情節，讓主人公的原型感到不受尊重和憤怒。此外，當年上映的《貓王與我》的傳記劇情片，也被指具有令人震驚的輕蔑態度，並將搖滾歌手「貓王」描繪成了「掠奪者」。

涉及真人真事的電影究竟該怎麼拍？是尊重史實還是取悅觀眾？多年來英國電影界對此爭論不休。一些人支持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傳記類影片通常會被人期望保持一定的準確性和權威性，因此需要嚴肅對待，就像傳記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曾經的調侃，稱公寓裏的門衛幫他搬運傳記類書籍時經常會發脾氣，原因是傳記比其他書都要厚，因為如果你不把所有材料都塞進書裏，讀者就不會相信傳記的重要性。同樣地，也有一些人認為，電影終究是一種藝術表現形式，來源於生活但高於生活，難免對部分史實進行藝術加工。例如為了增加戲劇張力或營造故事效果，可能誇大或變形被描述人物的性格特點；為了將故事串聯起來或使其更具戲劇性，可能會進行時間順序的調整，導致事件的發生順序與實際生活中的不一致，以及出於時間限制或其他考慮因素，可能簡化或省略某些事件，或是為了故事的流暢性而做出細節的改變等等。還有歷史人物的對話細節，史料無從掌握，導演不得不虛構一些人物的對白和心理活動，這些都是藝術創作需要的。

當然，還有一些人主張把一切交由觀眾來評判，畢竟觀眾對於電影虛構元素的接受程度因人而異，相信很多人會把電影當作休閒娛樂，並將虛構視為故事的一部分。對於那些關注史實準確性的人，大可走出影院後查閱可靠的資料與文獻，然後對情節失實一笑了之。

不過，以梅鐸侄子為代表的當事人，擔心電影的虛構可能助長公眾的錯誤記憶，因為不少人是通過電影來了解歷史知識的。如他所說，「幾年之後人們就會忘記了電影的爭議，但這部影片仍在，依然會把我叔叔描繪成一個殺人犯」，他提醒導演在電影開拍前，應先思考一下，如何在真實與虛構之間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