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人口，才有消費需求。生產為了什麼，就是為了人的消費。如果沒有了人口，也就談不上消費，這是一個最淺顯的經濟學道理。人口出現嬰兒潮，還是對生育進行管制，其對經濟的影響出現在20年以後，因為這時一是人口達到勞動年齡，進入生產領域，提供投入的勞動力要素；二是獲得收入，成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進而擴張生產增長的需求邊界。中國20世紀八十年代實行了減少新生人口的政策，時間長達35年多，原則上一孩制，多生要交納高額的社會撫養費，使得今天的人口老齡化比例快速上升，形成了低生育文化，人口進入了負增長時代。
人口不足 需求供應同受損
一些學者提出，人口減少和規模小一點，國民經濟不會有大的問題。觀點一是，人力資本會提高生產率，有新技術特別是智能製造，會替代勞動力不足，生產方面的經濟增長不會出現問題。這是不成立的，因為生產的增長要有需求的可能性邊界。問題就是消費需求不足，特別是人口收縮的消費需求不足，新生產力創造的財富銷售給誰？
觀點二是，人口少子化和人口減少，一是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創造的財富，可以通過出口賣給外國人，二是還有銀髮消費，不會影響經濟增長。這也是不成立的，即使技術進步可以創造無限的生產力，但是勞動力不再工作，養老成本仍然要由勞動者和企業支出，養老金在整個產品中的成本上升，出口競爭力就受到影響。
從人口數量和結構的長周期變動規律來看，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的人口總和生育率高於2.1，人口總規模會愈來愈大，其處在一個人口經濟文化等迭代擴張型社會的階段；如果總和生育率能夠在長周期中不變，等於2.1，則人口自然增長率等於零，人均壽命不變，未來其人口的規模不變；但如果其總和生育率在一個很長的周期中低於2.1，人均壽命不變，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增長，人口規模也進入迭代收縮型社會階段。其整個就業、生產、收入、消費、投資、建設、住宅、廠房、基礎設施、文化等，都會進入迭代收縮的狀態。
生育與撫養成本高企
從一些主要經濟體國家的人口增長轉型看，到工業化和城市化中期，總和生育率很快從2.1下降，這主要是由市場化生育撫養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愈來愈高造成的。特別是後工業和後城市化社會，生育和撫養成本昂貴，導致低生育慣性，市場機制很嚴重地造成了人口再生產失去平衡，即世代更替中，下一代人口不斷地少於上一代人口。如果20年前生育率小於2.1，當人口增長率下行時，人口與國民經濟總供需及增長的互動內在過程為：20年後，新參加工作人口增長率繼續下行，新進入工作的人口負增長，使下一年的總需求總是小於上一年的供給能力。
需要指出是，20世紀最後10年，中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已從1991年略低但接近於人口平衡迭代2.1水平，進入了動態收縮迭代趨勢，2000年降到1.22水平。因此，每年減少的經濟主力人口，不是當年增量減少，第二年可以恢復，而是第二年、第三年……第N年持續累積性減少。也就是說，從整個人口和消費看，進入了一個迭代性收縮的社會。中國雖然還沒有到後工業社會，但是行政干預生育的力度過大，滯後20年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收縮，引起「經濟主力人口─就業─收入─支出─消費」經濟活動鏈條的關聯性收縮。從人口生育干預對經濟的因果影響看，中國前2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深度影響後20年「勞動人口─創業就業─收入分配─有支付消費能力」的邏輯鏈，生育管制下居民消費需求收縮規模也發生相應的擴張和收縮。
與資本不一樣的是，今年資本減少了，明年資本可以增加；與土地不一樣的是，自然土地既不會增加，也不會磨損減少。然而，由於人口從出生到形成經濟主力人口，需要20年，上一年經濟主力人口的減少，在20年中無法被下一年新生人口所恢復。因此，從存量看，經濟主力人口減少在20年內每年是一個累積性的收縮。從當年流量數據看，2010到2022年，因前20年計劃生育造成的居民收入從212億元（人民幣，下同）擴大到3053億元，但2022年時累積的收縮為25463億元。
累積計算，2010-2022年間造成的居民消費能力損失從170億元擴大到314億元，到2022年時累積收縮性損失為16940億元。生育管制使中國經濟年平均損失了0.73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率。這種經濟主力人口迭代式減少的消費需求收縮性，由於中國二元體制扭曲，即生產主體不能及時退出，生產能力不能及時出清，除了其他原因，也是導致產能過剩的一個重要因素。
總之，未來的11年中，人口收縮在供給和需求側給經濟增長帶來的下行壓力大體在1到1.5個百分點左右。需要通過供給側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城鄉土地資產化溢值、提高居民收入、增強其消費能力，包括千方百計擴大出口，對其進行替補。其實就是，居民和國家都趕快富裕起來，先進入富裕社會，再平穩地令老年化浪潮過去，並強力鼓勵生育，引來一個保持一定規模和人口結構合理的新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