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強制社工、教師及醫護等25類專業人士必須舉報嚴重虐兒個案，否則須負上刑責，阻止舉報、披露舉報人身份亦屬刑事罪行。這意味着未來將有逾10萬指明專業人士與政府一起守護兒童，為兒童築起更好的保護網。當然，強制舉報並非萬應靈丹，如何從源頭上減少虐兒問題，並避免好心做壞事，這才是真正的挑戰。
根據社署紀錄，在2020年前，本港新登記的保護兒童個案徘徊在年均700宗左右。其後三年個案增加，2023年達1457宗，創歷史新高，其中不乏兒童受傷乃至死亡個案。特別是2022年香港保護兒童會轄下童樂居爆發虐兒大案，涉及30多名兒童，震動全港。最終有34名職員被捕，其中21人已被判囚。輿論要求特區政府落實強制舉報機制，讓政府部門盡早介入，避免問題惡化。
特區政府從善如流。前年8月，政府建議修訂《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建立強制舉報懷疑兒童受虐個案的機制。昨日條例草案在立法會三讀時，激辯7小時，但最終並非獲全票通過，可見有關條例仍然有一定的爭議。
爭議之一，是違例者可被判刑3個月及罰款5萬元是否具有足夠阻嚇力。有議員建議判囚提高至1年，但政府及多數議員認為若提高罰則，可能導致受規管人士因擔心觸犯條例而濫用舉報機制，將意外受傷當成虐兒個案，導致有關部門的工作量大增，而真正需要關心的個案卻可能被忽略，造成好心辦壞事。
爭議之二，是受規管的25類專業人士中，不少人擔心誤墮法網。有些界別有中醫、藥劑師等，受限於工作性質，與受虐兒童接觸不多，未必知道其實際情況，舉報有困難。也有人指出，保護兒童是全社會的責任，鄰居、街坊是否也有舉報之責？
最大的爭議，是強制舉報會否違背受虐者的意願，產生反效果？眾所周知，虐兒是一個複雜的家庭問題和社會問題，有不同類型，如身體虐待、心理虐待、性侵犯、疏忽照顧等，這與兒童的性別與年齡有關，處理個案需要不同的判斷能力以及不同的介入方式，首先是取得受害人的信任。但在強制舉報下，受規管人員實際上扮演着警察的角色，不管懷疑受害者意願如何，強行舉報，由行政權力介入，有可能引發受害者的反感，並惡化其家庭關係，因此產生自責及心理創傷。再說，若受害者擔心被舉報，可能更加不願意傾訴，造成隱藏個案。
這類擔心並非多餘。聯合國早在2006年就建議所有締約國強制舉報暴力侵害兒童的個案，目前有70個國家及地區通過相關立法。然而，儘管有關地區的舉報個案激增，卻並不代表兒童因此受到更好的保護。譬如加拿大的相關分析顯示，強制舉報在實際運作上存在困難，包括影響舉報者與服務使用者的關係，影響受害者與家庭的關係，進而影響到專業人員對舉報機制的信心。
其他地方碰到的問題，在香港也可能會出現。好在香港在立法過程中已參考其他地區的經驗，並作充分諮詢。立法內容包括舉報指南，講明在什麼情況下舉報、如何舉報，並設有豁免條款，這有助打消受規管人士的擔憂。有關條例實施亦設有18個月的緩衝期，可作進一步的政策解釋及相關培訓，對舉報個案可能增加有足夠的應對能力，做好各項配套工作，提升條例的可行性。
但不管怎麼說，強制舉報只是事後措施。對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來說，焦點應放在預防方面。全面檢討保護兒童政策，合理分配資源，從源頭上減少虐兒現象，這是保護兒童的根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