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學的人都知道研究文學語言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它不像「評論」可以有較大的自由發揮空間，而必須基於例句實證的「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比較兩岸小說語言是個學術難題，卻被王安憶給「攻」了下來。在《大陸台灣小說語言比較》一文中，她闡述了自己對兩岸小說語言不同之處的看法。
在王安憶看來，「大陸與台灣的小說語言最表面的區別是：大陸小說語言的口語化，這口語因帶有極強的地域特徵，因此也更加方言化與俗語化；台灣小說語言則是漢語技術化，即是語文化或書面化」，而兩岸小說語言背後深層的差別，則在於大陸小說語言「在以方言、俗語為語言手段的背後」，「強調的是語言的文化背景」；台灣小說的語言則「將漢語詞意的內容與形式引申、延用與擴張，使用的是漢語本身的內容」──也就是說，大陸小說語言重在以地域性的方言和俗語表現「文化」，台灣小說語言則是以語言本身的豐富性見長。
王安憶的這一發現看似有些「簡單化」卻頗具創見，接下來王安憶又指出兩岸小說語言另外一個顯著的不同，那就是「大陸作家的小說往往能越過語言直接展示畫面與人物的形象，而台灣作家的小說則是真正的語言創造意義上的小說……大陸的小說具有身臨其境的畫面感，而台灣的小說則具閱讀感」，什麼意思呢？王安憶如此解釋：「大陸的小說具有人物演出性質」，「只有人物在舞台上自行活動」；「台灣的小說則有明晰的敘事者身份」，「客觀地描寫人物事件」──這不禁讓人想起帕西·盧伯克（Percy Lubbock）在《小說技巧》中提出的小說寫作兩種基本技巧：戲劇法和敘述法，戲劇法是「展示故事」，而敘述法則是「講故事」。從王安憶對兩岸小說語言的歸納和對比中不難看出，大陸小說語言顯然更適用於表現戲劇法，而台灣小說語言則與敘述法較匹配。
任何概括都會以喪失（部分）豐富性為代價，王安憶的判斷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