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減少國內消費和投資為代價獲取的貿易順差，將面臨着很高的機會成本。特別是貿易順差所積累的海外資本的真實收益率不高，多數時候甚至低於國內資產的實際收益率。中國走出貿易失衡，要通過減少和消除各種市場失靈和市場摩擦，減少不當的政策干預，減少貿易失衡中的不合理成分。
主流的宏觀經濟模型認為，在沒有市場摩擦的完美宏觀環境中，貿易餘額是一個國家私人部門儲蓄和投資動態優化行為的結果。但現實世界中的市場不完美，各種市場摩擦和失靈普遍存在，政府對市場的各種干預也普遍存在，考慮到這些因素以後，貿易順差餘額變化就未必是跨期優化資源配置的結果。
中國貿易順差所積累的外匯收入主要用於兩個部分，一是用於支付經常項目下服務貿易逆差（主要是海外旅遊創造的逆差）和投資收益逆差，另一部分是用於積累海外資產。然而，通過貿易順差所積累的海外資產，難以獲得較高的實際投資收益率。以投資於最具代表性的美國國債為例，近十年來美國國債的實際回報率多數時間低於國內實際投資收益率，個別時間段為負收益。特別是2020年以來，不僅是美國資產，中國持有的歐元和日圓等貨幣計價資產實際收益率也因為通脹普遍上漲而大幅下降。
改變政績考核方式
如果一個國家的投資邊際回報率已經很低，把資源借給國外並從中獲得高於本國的投資收益，不失為優化的資源配置方式；如果由於某些市場失靈、政策干預或者其他因素抑制了國內的消費和投資，本國資源不得已用於積累海外資產而不是國內，則不符合優化的資源配置格局。
無論是國內投資還是消費，中國還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需要大量資源投入經濟，這些投入不僅有利於改善當期福利，也是對未來可持續增長的必要保障。投資方面，中國在鐵路、公路、機場、電力和燃氣、港口碼頭等基礎設施方面有大量投資和長足進步，但是在文化、體育、醫療衞生、地下網管等公共領域的投資還有很大差距。
消費方面，以汽車和住房兩大消費品類為例，中國還遠沒有發展到飽和水平。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生產國，但是人均汽車保有量只有220輛／千人，遠低於發達國家普遍高於600輛／千人的水平。從人均居住面積來看，中國人均居住面積大約40平方米，這個值大概處於合理區間，但還需要考慮到中國城市和農村仍普遍存在大量質量差且缺少必要維護的建築，且住房布局存在突出的「錯配」。大量人口集中在缺少房子的大城市，而大量中小城市和鄉鎮的住房空置，其中的住房消費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此外，貿易順差擴大勢必會帶來國家之間的貿易爭端增加。一國貿易順差的擴大對應着貿易夥伴國貿易逆差的擴大，貿易夥伴就會感覺到不斷增加的競爭壓力，以及企業破產和失業壓力，對貿易的政治關切上升，貿易摩擦隨之而來。近期，美國和歐盟均表達了對中國所謂「產能過剩」問題的擔憂，並把「產能過剩」議題與中國的強勁出口表現及其不斷增長的貿易順差緊密關聯起來。在此背景下，美國和歐盟相繼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提高關稅。
貿易順差背後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成分。走出貿易失衡，要通過減少和消除各種市場失靈和市場摩擦，減少不當的政策干預，以此實現更優化的國內資源配置，貿易失衡中的不合理成分也會因此下降。有些不合理的貿易失衡主要來自於國內政策，有些來自於國外的政策，這裏我們主要聚焦在國內政策的調整。
首先，改變地方政府激勵，把投資和生產補貼轉向公共福利支出。對貿易品部門（主要是工業企業）投資和生產的補貼政策會增加貿易品生產，擴大貿易順差。中國與此相關的政策有很多，尤其突出的是地方政府的補貼政策。地方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工作中，普遍設立了稅收、出口、工業增加值或者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指標。為了實現目標，各地政府展開了形式多樣的補貼和優惠政策（比如稅收返還、股權投資、出口獎勵、投資獎勵、研發獎勵、科技獎勵等等），希望企業能留在本地，特別是工業企業的投資、出口留在本地。這種競爭讓地方政府陷入了博弈困境，也帶來了資源配置扭曲和貿易順差的增加。
推動公平市場競爭
中央政府近年來着力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反對地方政府通過補貼和優惠政策形成稅收窪地，妨礙市場公平競爭。2024年1月的全國審計工作會議中，首次提出要「深入揭示一些地方招商引資中違規出台小政策、形成稅收窪地等問題，嚴肅查處違規返稅亂象」。6月份國務院總理李強簽署國務院令，公布《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其中的第二章第十條提及不得給予特定經營者稅收優惠；不得給予特定經營者選擇性、差異化的財政獎勵或者補貼；不得給予特定經營者要素獲取、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社會保險費等方面的優惠。
如果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目標不變，地方政府還是會變着法子繞開規定，以更加隱蔽的方式給企業好處，吸引企業擴大投資、生產和出口。真正打破地方政府的博弈困境，打破對工業企業和出口的過度補貼，一方面是嚴格執行《公平競爭審查條例》，特別是防止各種變相補貼；另一方面需要改變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目標，其中包括：對地方政府的經濟工作不重點考核工業增加值、出口、進口等指標；加大對城市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質量、低收入群體和外來打工群體居住生活條件的相關投入和考核；加強對營商環境的考核，特別是清理政府拖欠企業的賬款、幫助企業突破負面清單以外的各種隱性市場准入壁壘等。
把地方政府寶貴的財力資源從補貼工業企業，轉移到提升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轉移到支持中低收入外來人口在工作的城市安居，轉移到提升低收入人口的生活水平上來。這不僅優化了資源配置，同時也減少了貿易順差中的不合理成分。
其次，打破服務業進入壁壘，推動公平市場競爭。不利於服務業發展的政策環境，或者是偏低的社會福利保障，偏低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投入，都會減少國內支出水平，擴大貿易順差。與發達經濟體類似發展階段相比，中國的在「教育」、「衞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服務行業的就業佔比偏低，相關的服務品質提升滯後。
上述行業發展滯後的原因，有些是因為政府相關投入不足，有些是私人部門難以進入或者是進入後面臨不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難以生存。《公平競爭審查條例》第二章第八條對於限制或者變相限制市場准入和退出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但現實操作中，中國有大量的行業和部門政策對非公有部門的市場准入設置了大量隱性門檻，真正減低市場准入門檻、實現公平競爭要結合具體行業部門推動改革試點。
再次，推動金融服務業改革，更好服務企業融資和居民養老保險金融是實現從儲蓄到投資轉化的關鍵。金融發展滯後和金融摩擦的存在，會從多個渠道遏制本國支出、降低資本回報率，擴大貿易順差。對中國當前的金融業而言，傳統以商業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服務業已經形成了較大規模和成熟的服務能力，但是對於服務高風險、長周期的投資活動還很不充分，對於服務小微企業融資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對於服務居民部門的養老保險還有很大缺口。通過提升這些金融服務，不僅能夠優化資源配置，同時也能減少貿易順差中的不合理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