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早晨的九點五十二分，我搭上了從家鄉泉州開往香港的高鐵。經過四小時這輛車直接把我送到了另一城市。從三十年前第一次經由羅湖踏入香港，在這個七百多公里的空間距離裏，我記不清楚往返了多少次。從十幾個小時的大巴到幾個小時的高鐵，我一如既往滿懷着愛意，一次又一次接近、抵達我的愛的港灣。
我是打心裏愛上這座城的，並不在於這座名為「東方之珠」的富庶、繁華、時尚、有序，也不在於她夜晚的霓虹閃爍與流光溢彩，而是林立的高樓中密密匝匝、流瀉出橘黃燈光的窗口中，我辨出有一盞燈為我而等候。這是母親所在的城市，回香港，我就是回娘家。閩南語中的「娘家」，有個極可愛的叫法，稱「後頭」。每一回，回「後頭」，我總有一種從緊張又倦怠的工作生活中抽離後的輕鬆愉悅。你在「前頭」累了的時候，可以返回「後頭」，靠近你初始的方向，內心的衝突不適會在愛的氤氳中鬆弛而融化。
相信，許多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生內地的人跟我一樣，除了家鄉，繞不過一座城──香港，即便他們從沒去那個地方，但是這個所在卻在他們成長的路徑裏，踩出了深深淺淺的印跡。
家鄉閩南泉州，十戶九僑。自我懂事起，「香港」這座城市，已然「嚴重」影響了我的「正常」生活。當鄰居們得知我奶奶從香港帶回了一台彩色十四寸電視機後，天天傍晚擠在我家的院子裏，等着看《霍元甲》。奶奶是個心善的人，我得張羅着擺夠椅子，電視看完，等鄰居們唱着夾生的粵語「萬里長城永不倒，千里黃河水滔滔……」回家後，我還要收拾椅子、打掃衞生，忙得我夠嗆。臨近過年的那幾天，我鐵定有一天要失眠。奶奶跟哥哥們大概凌晨四五點從香港回家，他們會帶回一個個紅白藍的塑料大袋子，裏面裝着我過年的衣服、鞋子，那必定是當年最潮流的服飾，還有普通小夥伴根本見都沒見過的糖果餅乾、文具啥的。從他們進家門到拆行李那段時間，我心緒全無，小小年紀就倍感煎熬的折磨。
更要命的是，身邊的人，拚命往香港擠，我卻被單獨留了下來。先是，我的小腳奶奶一九六○年以投靠菲律賓的丈夫為由去了香港。她在內地經濟困難的時期，為整個家族踩出了一條康莊大道。叔叔一家去了，姑姑一家去了，連堂姑一家竟然也去了。大凡我那個生性優柔寡斷的父親沒有瞞着我母親把填好的表格塞進眠床的抽屜，大凡我沒有被那個把張學友的《夕陽醉了》整個歌詞抄成信給我，又很會唱粵語歌的同學迷住，我會更早來到我夢寐以求的城市。
很長的時間裏，我和兒子是拿着旅遊證件進入香港的。當一大家子人，過羅湖關口時，我和兒子像兩隻離群的飛雁，不得不走另外一個通道。臨分別時，總是被母親怪罪，為什麼不回頭再和她道別，其實，我只是不敢轉頭，因為一動，眼裏的水就會晃出來。奶奶還沒過世那陣子，每次臨近寒暑假就喊我要早點去香港。而相聚短暫得只剩下離別的畫面，每回我都忍不住要狠狠地抱一抱她，一次次感覺懷抱裏那個軀體在日漸萎縮，恐懼她隨時會如一抹青煙飛走。那一刻，是我最想最想留在香港的時候。
也許，就是這樣，我從最初到現在都在以一種愛與溫暖的感受在體驗與連接這座城。而實際上，這的確也是一座極具母性的城市。先不說我那個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奶奶，不用考慮語言的隔閡，異地的生疏，便在香港好好生活。就說我那個五十歲才來香港的母親，一個在農村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農村婦女，比起她大學學歷的丈夫更快融入這座城。她得帶孫子上學，得帶婆婆看醫生，很快她就學了一口不鹹不淡的廣東話。閒不住的她，白天照顧一家老小，晚上還去樓下的水餃店幫工。每個月能掙兩三千塊。對於一輩子沒掙過錢的她是極滿足的。而生性比較懶散的父親，顯得與這個忙碌的城市格格不入，從他遷入這個城市開始，就始終浮在這座城市的邊緣。
有時，這座城像極了一個父親，嚴苛而冷靜。他在飛速地轉動，也要求每個人跟着轉。前不久，碰到一個七十歲的的士司機，很健談。他說每天早上，眼睛一睜，發現又賺了一天，動動胳膊，動動腳，發現沒問題，那就開工吧。他說他基本常年不休。而樓下管理處的阿姐，同樣也是七十歲的高齡，仍堅持上班。在香港，你隨處可見許多白髮蒼蒼的身影。廣東話裏有一句「手停口停」。香港人的骨子裏是勤奮而自律的。有工開，有錢賺，這是這座城普通人的追求與嚮往。這也讓一座城變得有活力，生活在這裏的人們變得很年輕。
然而，這座城終歸是母性的，她有愛而包容。奶奶八十歲開始坐輪椅，每回搭巴士，司機都非常耐心地，降下大巴車的門檻，細心地將她推到車裏的位置，解開安全帶，再仔細綁好。有一回，去醫院探望一個表姨，表姨已經無法自己進食了，醫院的姑娘（護士），一邊一口一口餵她。餵一口，姑娘就得清一下表姨嘴邊的殘渣。餵完後，還輕輕拍打她的背部，再調好床的高度，讓表姨非常舒適地半躺下。司機也好，姑娘也好，如果說這只是他們工作的日常，那麼在他們工作中，體現出的另一份溫暖的人文關懷，顯然又是在純粹的工作之外了。
我特別喜歡這座城市過年過節時的煙花，這座城的港口上空，溢彩流光地綻放，盛放的煙火是這座城最美的表達。煙火下，我與母親挽着手，仰起臉。那溫暖而璀璨，是我心之所向，愛之港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