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達龍·阿傑姆奧盧（Daron Acemoglu）及其兩位主要合作者。阿傑姆奧盧是少見的高產經濟學家，最近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初中級《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阿傑姆奧盧都是主要作者之一。
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問題一直都是經濟學的主要議題，阿傑姆奧盧等人推動了諾斯的新制度經濟學，進一步解釋經濟增長與制度之間的緊密聯繫。從技術研發、人力資本投資等方面作為切入點的內生增長理論，以及本次獲獎的AJR（三位獲獎者姓名縮寫：達龍·阿傑姆奧盧（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詹姆斯·魯賓遜（James Robinson））制度解釋，都從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框架內提出了很有見地的觀點。
AJR的核心觀點是，制度的選擇建立在政治的基礎之上，同時要面臨一些重要的矛盾衝突，有的是意識形態上的衝突，也可能是政治利益衝突。AJR深入研究了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互動影響，並將其劃分為汲取性和包容性兩類政策。前者指的是權力集中於社會中一小部分人手裏，缺乏約束、監督、法治和平衡；而後者則正好相反，權力在社會中廣泛分布並受到不同集團、不同形式的約束和監督。
按照AJR的制度分類法，任何一個國家都可能有四種不同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組合。其中，「汲取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與「包容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組合最穩定。而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屬於兩種不同類型時，發展最不穩定。
「包容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明顯是有助於經濟和社會保持創新活力的，創新源於經濟、社會和政治的開放和自由，已經成為共識。「汲取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他們擁有權力並從中受益。作者用「經濟輸家」和「政治輸家」兩大機制解釋了，這種制度組合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的原因。
其實汲取性制度並不一定總是阻礙經濟增長，其也能夠通過重新配置而提高生產力，但這種增長是短期的，只在眾多受到抑制的因素被釋放出來的初期會產生高速增長。由於這類制度本身會保護政治上有權有勢的群體的利益不受創新的挑戰，從而不能維持經濟長期持續的增長，發展空間受到限制。
AJR所做的實證研究得出結論：拿破侖戰爭打到哪裏，就會摧毀這個地方原有的制度，按照法國制度進行重建。筆者認為，應該看到這些國家是具有某些共性的，比如本身就有相同的宗教基因，而且國土面積不大。戰爭和殖民的制度重建方式可能不適用社會文化背景迥異的大國。AJR的理論側重於制度轉型或重建推動方的選擇是成敗的關鍵，而忽視了被動接受方的作用，事實上這一點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制度確實是發展變化的，但是如何從開始就建立包容性制度，或者從汲取性制度變成包容性制度，這個演進過程至今未得到充分研究。
阿傑姆奧盧也認識到這是個異常複雜的問題，他指出制度變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基於各集團政治力量的變化。如果在制度中受損的階層沒有足夠力量，那麼有效率的新制度就不會出現。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進一步指出，要實現好的制度，就必須在國家與社會之間達成一種有效的力量平衡。最終他們不得不悲觀地承認「要找到並順利走完這條通向自由、繁榮彼岸的狹窄走廊，是一個艱巨挑戰。」
港宜抓緊人工智能機遇
此外，AJR強調地理環境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影響。筆者認為這個因素屬於自然稟賦，由此形成了與環境相適應的社會文化和法律制度，分別屬於隱性和顯性的制度範疇。而經濟學對於文化與制度的關係還缺乏深入研究，筆者認為，一個國家的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愈悠久，文化和制度互嵌的程度愈深，社會對制度變遷的制動能力愈強，這比一般意義上的「俘獲」或「路徑依賴」更複雜和棘手。如果新制度的基礎是完全不同的社會文化，那麼脫嵌的過程可能既漫長又困難，造成的衝擊和破壞並非僅僅從經濟維度就可以評估。如何處理在脫嵌的同時進行重建，有待結合歷史、政治和經濟等多方面因素進行理論創新。
諾貝爾經濟學獎讓新制度經濟學重新回歸大眾視野，但現實已經與過去大為不同，阿傑姆奧盧近年來也很關注人工智能（AI）帶來的影響。從今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對AI的青睞可看出，AI正在改變一切。未來一定是AI＋EVERYTHING，AI+EVERYBODY，每個人都應積極投身其中。香港處於人工智能和WEB 3.0兩大風口，正宜領風氣之先，大力推動AI在社會各領域落地，探索獨特的制度發展模式。
（作者為薩摩耶雲科技集團首席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