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美國總統競選期間，特朗普曾威脅對中國升級貿易戰。特朗普回歸白宮，再度引發了各方對於中國外貿出口的擔憂。但筆者認為，特朗普能否完全兌現關稅威脅尚未可知，即便中美再啟貿易摩擦也是危中有機。
目前市場似乎認為，就中美經貿關係的前景而言，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可能更加不利。因為非建制派的特朗普隨性而為，對華貿易政策會更加極端，更加不可預測、不可控制。然而，這可能是一種偏見和誤解。
在維護超級霸權地位是美國最高國家利益、遏制中國崛起是美國跨黨派的共識，不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都將繼續針對中國。「特朗普1.0」打開了中美經濟脫鈎、科技競賽的「潘多拉盒子」，而拜登執政4年將其進一步機制化、體系化。由此形成的「小院高牆」、「脫鈎斷鏈」，對中美經貿關係的衝擊不比「特朗普1.0」時期小。
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內，對美國進口的全部中國商品的實際平均關稅率由2.7%，提高至最多15.4%，並在2020年1月後降至12.5%左右。由2018年起，對華為、中興等中資企業和機構採取出口管制和經濟制裁措施，將半導體供應鏈「武器化」。2020年8月簽發行政命令，禁止騰訊旗下微信和字節跳動旗下TikTok應用程式在美國使用，但相關禁令被美國法院駁回。
拜登政府基本照單全收了「特朗普1.0」的科技競爭武器，包括對中國產品徵收高關稅、對部分中企和產品採取禁止或限制進口、對關鍵物資施加出口管制、對投資中概股進行限制、對美國居民到中國投資進行限制，以及對個別企業進行金融和經濟全面封鎖等。
拜登政府還推陳出新。在2022年8月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推出價值527億美元的一攬子補貼計劃，其中390億美元將貼給相關製造企業。但接受補貼的公司必須與美國政府簽署協議，不能在中國以及其他美國關切地區擴產先進芯片的產能。
此外，拜登政府繼承並不斷優化升級投資限制。2024年10月，美國政府發布新規，管制美國企業對中國先進半導體、量子技術和人工智能領域對外投資，具體分為「禁止類」和「申報類」，其中禁止類主要包括高性能人工智能、先進半導體製造、EDA和設備等，其他歸於申報類，防止美國在華投資可能「威脅美國國家安全」。拜登還延續了特朗普的諸多「黑名單」。同時，一些相關法案明確要求國防等部門不得採購部分中企的產品。
據美方統計，2020年（特朗普政府上個任期結束時），美國進口商品中，中國佔比18.4%，較2017年下降3個百分點。2023年（拜登政府任期結束的前一年），該比例為13.7%，較2020年回落4.7個百分點；2024年首三季進一步降至13.2%，按年回落0.4個百分點。
顯然，如果哈里斯贏得大選，大概率會延續拜登時期對華政策的基本框架。只是民主黨的對華經濟政策可能不會那麼張揚，影響也會是輕風細雨而非疾風驟雨。然而，「明槍」固然不好躲，誰說「暗箭」就一定比「明槍」更好防呢？
在今次大選過程中，特朗普曾經威脅將會從四方面升級對華貿易制裁：1）取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即最惠國待遇）；2）對中國對美所有出口商品徵收60%或以上關稅；3）4年內停止對中國生產的必需品的進口；4）嚴厲打擊中國商品通過第三國出口到美國。
相比特朗普對於關稅措施的熱衷，拜登時期則更偏好非關稅措施，如以「去風險化」之名，行干預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之實。
「特朗普1.0」在貿易政策上兌現競選承諾的程度較高，不排除「特朗普2.0」會得心應手地繼續揮舞關稅大棒。一是趁中國當前經濟運行壓力較大，對外需依賴程度更高，運用關稅手段對中國落井下石。二是運用加徵關稅來彌補因推行減稅政策引發的稅收收入減少，進而緩解美國財政赤字擴張的壓力。三是即便不考慮進一步打壓中國經濟，也可能運用關稅手段作為談判籌碼，換取中國在其他方面的妥協和讓步。四是2020年初中美簽訂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按下了中美經貿摩擦的暫停鍵，但因疫情原因協議執行不了了之，特朗普可能以關稅手段要挾中國完成協議並進行補償。
關稅政策存在變數
2023年，曾於2017至2020年在特朗普政府中擔任貿易代表的萊特希澤在其新書《沒有貿易是自由的》中，對貿易自由化益處達成的共識提出嚴厲的控訴。若他重新擔任美國貿易代表，無疑將提升中美兩國再啟關稅衝突的概率。加之盧比奧之流的對華鷹派加盟「特朗普2.0」的核心圈，前述概率將進一步提升。
日本樣本或可以給未來中美經貿聯繫的前景提供一定的參考。根據美方統計，1986年（1985年9月廣場協議次年），美國進口商品中，日本佔比22.2%（較2017年中國佔比的歷史高點還高出0.8個百分點）；2003年起，該比例跌破10%；2023年，該比例僅為4.7%，2024年首三季進一步降至4.5%。1991年，美國商品貿易逆差中，日本佔比56.4%，創歷史新高；2014年起，該比例降至10%以下，2023年為6.7%，2024年首三季進一步降至5.7%。
從類似指標看，當前中美經貿摩擦的慘烈程度已超過了當年的日美爭端。如2018至2023年共6年間，美國商品進口和商品貿易逆差中，中國佔比分別累計回落7.7和20.7個百分點。而1987至1992年，日本兩項佔比分別回落4.1和上升13.3個百分點。
當然，特朗普兌現其對華貿易政策並非板上釘釘，或者即便要動手，時間會比較靠後，節奏和力度也會有不確定性。
首先，美國共和黨在這次大選中橫掃參眾兩院，讓特朗普有可能將更多精力放在解決國內問題上。「特朗普1.0」在內政方面乏善可陳，可謂是特朗普的一件憾事。
其次，鑒於中國在美國商品進口和貿易逆差中佔比已大幅下降，繼續對中國在貿易問題上施壓，政治收益不大。如果真在意美國貿易失衡問題，「特朗普2.0」或許對於近年來在美國商品進口和貿易逆差份額上升較多的經濟體加徵關稅會更感興趣。
美國通脹風險再現
其三，高通脹引發民眾不滿是這次民主黨大選失利的主要原因，而擅長經濟工作是「特朗普1.0」的亮點，抗通脹仍將是「特朗普2.0」的當務之急。而不論是對中國加徵60%的高關稅，還是對全球普遍加徵10%的關稅，都會增加通脹黏性，這有可能令「特朗普2.0」心存顧忌。
其四，中國在美進口市場份額下降，但在全球出口市場份額上升，表明通過對外投資實現貿易差額轉移，是規避貿易壁壘的有效做法，這也是「特朗普2.0」揚言要對中國通過第三國對美出口加徵關稅的主要原因。但全球圍堵中國對美間接出口說易行難：一方面甄別工作難度大、成本高，另一方面還可能引起中資境外投資企業所在地的反對甚至報復。
其五，既然拜登政府繼承和發揚「特朗普1.0」的很多做法，「特朗普2.0」也可以學習借鑒拜登政府的一些做法。這次強勢回歸，「特朗普2.0」將獲得更多智庫和主流人士的支持，政策有可能會更加成系統、偏理性。
綜上，中國既要做好中美經貿關係變好之前變得更壞的準備，也要避免自亂陣腳、未戰先怯，而要沉着冷靜、見招拆招。即便從長遠看，中美貿易關係有可能會發展成為今天日美的狀況，中國也要積極創造條件，盡可能將這個時間拉長一些，以減輕短期劇烈調整對中國經濟造成的衝擊。
積極應對外部衝擊，關鍵是要加快落實存量和增量政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經濟運行回歸合理區間，扭轉市場預期、提振市場信心。這將增強中國在對外經貿磋商中的底牌和底氣。同時，中國要在沙盤推演、情景分析的基礎上，適時跟進、動態評估特朗普對華貿易政策進展，主動作為、提前布局，趨利避害、危中尋機，從最壞處打算爭取最好的結果。
（作者為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