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泰晤士報》記者曾說，如果你在街上隨機與一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搭話，並要求他們清空背包，你會發現，在無線耳機和盒裝燕麥奶等雜物之中，總會有一本愛爾蘭小說。
這句話固然有誇張成分，但愛爾蘭文學擁有很高知名度卻是不爭的事實。多年來，愛爾蘭作家連續出現在世界著名文學獎的名單上，有至少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五位布克文學獎得主以及各個年齡段的文學巨星，從喬伊斯、貝克特、柯姆托賓到莎莉魯尼等等。尤其在過去的五年，愛爾蘭湧現一批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堪稱小說的「黃金時代」。那麼這個僅有五百多萬人口的國家，何以在文學方面如此出眾？
愛爾蘭獨特的歷史無疑是重要因素。一方面，早在中世紀黑暗時代，其便處於歐洲的邊緣，這使得愛爾蘭免受歐洲大陸政治和社會動盪的影響，結果是保留下來大量文學遺產，包括許多唯一倖存的作品副本。由此也導致愛爾蘭人的識字率遠比歐洲其他地方高，並且擁有一個由學問和文獻保存中心（如修道院等）組成的完整網絡。作家托馬斯·卡希爾在《愛爾蘭人如何拯救文明》一書中寫道：中世紀早期，愛爾蘭人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幾乎是學者的代名詞。這些人有閱讀能力，而且實際上已經閱讀了大部分古代文學的偉大作品，他們了解世界各地的詩歌和神話等等。以享有高度榮譽的吟遊詩人為例，他們是聽着令人驚嘆的古代故事長大的，這些故事寓教於樂，甚至教授人生的道德規範。因此說故事和詩歌一直是愛爾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至於在古代愛爾蘭，詩人幾乎與皇室有着同等的社會地位。
另一方面，如作家克里斯多福·莫拉西在《都柏林：作家之城》一書中說，愛爾蘭歷史是一部支離破碎的歷史，正是這種悲愴某種程度上成就了愛爾蘭文學。外界印象最深的，無疑是十九世紀中葉著名的愛爾蘭大饑荒，從一八四五年至一八五二年間，愛爾蘭有逾百萬人死於飢餓，另有百萬計的人逃離到世界各地。據統計，饑荒最終導致愛爾蘭的人口幾乎減少了近一半，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愛爾蘭的人口才恢復到饑荒前的水平。這個深重的集體創傷，清晰地反映在愛爾蘭現代主義流派之中，作為十九世紀末期興起的藝術運動，吸引了傷痕纍纍的一代愛爾蘭藝術家和作家，他們有着一種強烈的衝動──我們需要讓（愛爾蘭）這個地方煥然一新。如同愛爾蘭詩人和作家葉芝所形容，「愛爾蘭就像一團軟蠟球，準備重新被塑造」。這給予了愛爾蘭作家們巨大的使命感，尤其對於那些失落的、多災多難的古老過去，他們要在筆下將它們重生，於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將殘酷、抒情、幽默和熱血主題混合在一起，並因此奠定了愛爾蘭文學的豐富性。
正是經歷了如此之多的磨難，愛爾蘭人對自有文化尤為珍視，也塑造了文學的獨特。直到十九世紀，愛爾蘭的大多數人都在講愛爾蘭語（也稱蓋爾語），並保留了強大的口語講故事傳統，包括產生許多精彩的民間傳說。憑藉處女作《侵入》榮獲二○二二年愛爾蘭圖書獎年度小說獎的作家路易絲·肯尼迪，就將小說事業的成功歸功於愛爾蘭式英語，其特點是語言的兼容並蓄，令文字產生豐富多彩的措辭變化。她解釋說，當愛爾蘭人失去自己的語言時，他們沒有接受正式的英語課程，而是將新單字應用到愛爾蘭語語法結構中，這有時會為愛爾蘭人的散文或演講增添一點音樂性。
與此同時，英語在愛爾蘭的迅速普及也造成了一種文學上的不安感，使得愛爾蘭作家們大膽嘗試新的語言寫作風格，呈現出的作品往往獨樹一幟。典型例子是被公認為現代主義傑作的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用英國《書架》節目主持人凱特·埃文斯的話說，該書仍被視為有史以來最具創新性的英文小說之一，它透露出喬伊斯渴望對新語言進行實驗，並用一種「他完全不熟悉的語言寫作」。
當然，愛爾蘭文學的成功也離不開薪火相傳。就像愛爾蘭作家朱麗葉·梅貝形容，如果你正在考慮成為一名作家，環顧四周，會發現在你之前已有兩三代作家，心裏便會想「我也能做到這一點」，正所謂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事實上，作家們也得到愛爾蘭國家層面的支持，包括舉辦眾多文學節和獎金豐厚的文學獎來激勵文學創作，以及小說收入可申請免稅最高五萬歐元等。在此氛圍之下，愛爾蘭出版業蓬勃發展，各類文學雜誌比比皆是。以創刊於一九九七年的著名《刺蠅》為例，便為很多受歡迎的愛爾蘭作家早期職業生涯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他們由此嶄露頭角，並為自己今後登上國際文學獎台鋪平了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愛爾蘭近幾十年來重大的社會轉變之一，是向多元文化的轉型，這也助推了文學的繁榮。例如《指甲花戰爭》《鯰魚滾滾》等收穫好評的作品，都反映了愛爾蘭的文化多樣性。如同都柏林三一學院教授克里斯·莫拉什所說，愛爾蘭對文學的偏愛，使其成為作家的搖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