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章太炎因反對袁世凱稱帝被軟禁在北京錢糧胡同，黃侃冒着風險進京搬去和老師同住，一面侍奉先生起居，一面日夜聽先生講學論道。同年經文科學長夏錫祺推薦，黃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任教授，講授《文學概論》《詞章》《中國文學史》《文心雕龍》等課程，先後五年。
黃侃是章太炎最有學問的弟子，飽讀詩書而不輕易下筆，因信奉「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發誓五十歲以前不著書，不幸在虛歲五十之年突然病逝。章太炎為其撰寫《墓誌銘》曰：「豈天不欲存其學也？於是知良道之不可隱也。」
一九三四年黃侃在南京自建三層小樓，取名「量守廬」，取陶淵明「量力守故轍」的意思。他的門匾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委兼秘書長葉楚傖題寫，據說是為了讓各派系的特務組織不敢上門騷擾。上層六間屋全部作書房用，藏書十萬餘冊，家境富裕使他坐擁書城。其父黃雲鵠做過四川按察使、成都知府，致仕後做過張之洞辦的兩湖書院院長。黃侃少年早慧，過目不忘，一生嗜書愛酒，章太炎以聯「遇飲無人徼酒戶，得錢隨分送書坊」相贈，在東京留學時加入了同盟會，也是在東京，拜章太炎為師，他同時還拜比自己年長僅兩歲的劉師培為師。黃侃早年給《民報》寫過很多文章，最有名者是署名「奇談」所寫《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此文一出，《大江報》被封，主編詹大悲被捕，那正是辛亥年的武漢三鎮，革命的火藥桶即將點燃。
章太炎曾說，「季剛始從余學，年逾弱冠，所為文已淵懿異凡俗。」除了學術著作論文，黃侃一生寫了大量詩詞，延續「詩言志」「言為心聲」的古典傳統。他說，「物理無窮，非言不顯，非文不傳，故所傳之道，即萬物之情，人倫之情，無小無大，靡不並包。」
「若夫文章志初，實先韻語，傳久行遠，實貴偶詞；修飾潤色，實為文事；敷文攡采，實異質言。雕飾愈甚，則質日以漓；淺露是崇，則文失其本。又況文辭之事，章采為要，盡去既不可法，太過亦是招譏，必也酌文質之宜而不偏，盡奇偶之變而不滯，復古以定則，裕學以立言，文章之宗，其在此乎！」
其弟子曾緘（慎言）一九四五年為《量守廬詞鈔》作序，「本貴家公子，少年革命，遍交當世賢豪。意氣甚高，倜儻自喜。中年以後，尊為人師，馬融授徒，不廢聲伎。迂拘者議其儇薄，寒儉者震其高華。先生皆不與爭，而詞則緣此益進。」
黃侃對於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的不同，不僅有清醒的意識，且有精到的論述。胡適公開提倡話怎麼說，就怎麼寫，以追求「言文一致」為目標，其極端嘗試並不是口述實錄體，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所謂「寫話」運動。
「言辭修潤而成文章，而文與言訖於分乖者亦有故。撰述之家求其文字之簡當，或志在行遠，亦必美其采章，簡與美相承，自與造次口頭不能同狀。言在唇吻，隨世遷流，文著於書，其性凝固，故自爾雅解詩書之詁，輶軒記絕代之言，常語趨新，文章猶舊，方圓異德，故雅俗殊形矣。
鈍拙之夫，自愧不能文事，竟創怪說，以愚世人。人性懶惰，勤劬者少，從被之說，既省精力，又得聲名。」
「學問文章，當以四海為量，以千載為心，以高明廣大為貴」，「人類的一切學問，當以正德、利用、厚生為三德」，這是黃侃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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