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今日的香港街頭，時時倒映在內心的是昔日的香港風物。雖然我已經不再是昨日在中文系讀書的文藝青年，但香港依然是一座文藝的城。我亦已經不再是能夠自稱「二十來歲」的人，但香港依然很「年輕」。
「年輕的文藝青年」是一種多麼迷人的人物形象，這是香港在我心中的人格投射。香港有太多與文學、藝術相關的故事。這樣的發現，當然並不僅僅因為我作為一名學徒，曾踏足過香港文學的研究視野，更多的是香港的地景，實在留下了太多文學的蹤跡。以至於今天聽到叮叮車行進的聲音，我想起的是張愛玲。張愛玲住在香港的時間裏，「叮叮」成為她至為熟悉的街聲。那時她在香港寫劇本，翻譯愛默生與海明威，依靠不多的薪水，相當艱難地度日。她住在英皇道，也住過北角。張愛玲之所以找到這兩處房子，大概都與宋淇及其太太鄺文美有關。他們是張愛玲在香港最親密的朋友。張愛玲最為著名的一張照片，就是鄺文美陪她在英皇道街角的一家照相館拍的。這張照片裏的張愛玲叉着腰得意仰頭，意氣風發，但此刻張愛玲卻身處於困頓的現實。只要我經過英皇道，內心就迴盪着一個確切的想像：張愛玲曾經住在這裏。就是這條街，一九五四年，三十四歲的張愛玲在這裏走過。
在此之前，同樣在香港，那時戰爭還沒結束。梳學生頭、戴全框眼鏡的張愛玲在香港大學獲得文科二年級的兩個獎學金，成為她青春時代的最大驕傲之一。想必那時的她，大概有不少時刻，曾心滿意足地走過寶珊道，從課室回宿舍。對於這種快樂，學生最為熟稔。一生都在尋求他人和世界的肯定，「好學生」的緊箍咒讓太多人成為「優秀」的「俘虜」。然而這一點，勤勉的學生早已內化於心。堅持「出名要趁早」的張愛玲，想必對這種優績主義的壓迫與其中隱秘的滿足相當熟稔。這一點，張愛玲和我們以及我們周遭的同學沒有區別。在香港的張愛玲，起起落落，既是時代的影子，也是人生的遭際。
這是香港的魅力。我們這些讀張愛玲長大，現在從事文學研究的文藝青年，在香港想起的都是那些現代文學裏的香港風景。在那些風景裏，不僅無法繞過張愛玲，更無法繞過蕭紅、戴望舒以及劉以鬯等一系列「南下文人」。「南下文人」的故事，許鞍華在《明月幾時有》中就提過。翻查資料才發現，他們中的一些人原來跟我一樣也是「九○後」，例如茅盾，只是我們之間相差了一個世紀。那些「九○後」見識的香港，應該跟我心中的香港很不同。茅盾在香港寫作的時間，是上世紀的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在老照片中，我見過那時的香港，房屋與街道，以及大大小小的招牌、看板、廣告，和當年的「南下文人」共享同一些香港風景。史料的迷人之處就在這裏，兩個世紀的「九○後」看過同一個戲院在一九三八年布置的看板《六月飛霜》與《女野人王》。穿越時空的一刻，原來也並不是那麼困難。而這樣的穿越，驗證了一句老生常談的話：歷史就是一個循環的敘事。不同時代的人們，不僅經歷着同樣的愛恨情仇，他們還思考着相似的問題，擁有同一種心靈風景。
我心中的香港正是這樣一個歷史化的香港。這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的視野，「永遠歷史化」。我並不全然信服詹姆遜的理論，但在寫作處於困難的時間，它總是能讓我擺脫那種平面的、平庸的想像，進入一種澎湃的、蓬勃的思考維度。也只有不斷地「歷史化」，一個空間才具有多維展開的可能。於是，我所熱愛的香港，不僅僅停留於當前的時空，而是在一個具有無窮可能的宇宙不斷向四面延伸的敘事脈絡。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很多時候對香港的想像都過於狹窄。實際上，任何一個地方，只要有心人去讀它的地方志，就能發現，它的歷史原來如此豐厚。光是想像在宏大敘事之下隱匿的民間，就可以生產出無窮的故事。
在對歷史的蓬勃想像中，香港呼應了張愛玲最愛使用的一種敘事話語──「傳奇」。這樣的「傳奇」是日常的。街角轉個彎就能遇見一樁「傳奇」，這就是香港。有一次我和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談起去香港淘書的經歷，他用一種懷舊的語氣說起多年前，他在諸多香港二樓書店找到了珍稀版本的魯迅譯著。那時他是一個年輕氣盛的青年，如今許多歲月過去了。他依然銳氣不減，那時的香港記憶也依然鮮活。淘書是一件時時便能遇見「傳奇」的事，歲月變遷中人的「不變」又何嘗不是？
細數我的香港記憶，那些城事同時也是心事。我們都不得不承認，對於香港，我們所知的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多。但也正是這樣的欠缺，讓我對香港總是充滿了探索的欲望。哪怕這種探索，是一種莽撞的文本挖掘；哪怕我們這代人，距離歷史中的香港，實則已經非常遙遠。但我堅信，信奉新歷史主義的人始終擁有一種天真的勇氣，這種勇氣得以讓我們的香港想像走向無窮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