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由於男性參軍，大量社會工作崗位需要女性參與，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會，促使兩性平權運動有了顯著發展。但戰後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回歸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令女性走向社會實現自我價值的路徑再度受阻。雪莉·傑克遜作為「二戰」後崛起的一代女作家，自然對這一社會氛圍十分敏感。作為家中長女，母親對她毫不掩飾的嫌棄和不合常理的控制，以及對弟弟的偏好亦令她對重男輕女價值觀充滿了鄙夷。而自己急轉直下的夫妻生活，更令她深刻意識到兩性地位的不平等。雪莉作品下的女性常被社會生活壓迫到精神失控，她擅長用隱喻形式對現實中兩性關係的不合理處進行批評。某種程度上，雪莉·傑克遜是有女權主義傾向的，但這種傾向也許是無意識的，她的文本中並無明確的女權主義表達。
《我們一直住在城堡裏》作為作者的最後一部小說，可謂以上兩個主題的集大成者。小說的主角是兩姐妹──美麗賢淑的姐姐康絲坦斯和離經叛道的妹妹瑪麗·凱瑟琳·布萊克伍德，故事的敘述者是十八歲的妹妹瑪麗，故事情節以瑪麗的視角展開，小說所用的語言較為簡單，顯示出瑪麗小於生理年齡的心智狀態；她時而思緒混亂時而呢喃夢語般毫無邏輯的言論令一個怪異敏感且偏執的少女形象躍然紙上。故事的不合理感在開篇第一段瑪麗·凱瑟琳的敘述中便已顯現，尤其是最後一句「我們家其他人都死了」更增加了小說的懸疑感，從而為後續故事的展開做了極好的鋪墊。
「我們家其他人都死了」一句話揭開了布萊克伍德家族富足顯赫榮光下的黑暗現實。在瑪麗將除了姐姐康絲坦斯以外的家人全部毒死之前（叔叔朱利安倖存，但身體殘疾且經常神志不清），布萊克伍德家族是鎮上最富裕、最風光的一族。而毒殺案讓這一大家庭中的不和諧因素暴露在世人面前，並使他們迅速從上流社會跌落到社會底層，成為鎮上異化的怪人。上層與底層的距離並沒有人們想像得那麼遠，亦不單純靠財富劃分，更多地是由集體信仰的虛假體面感來維繫。毒殺案後，布萊克伍德大宅變成了姐妹兩人避世的城堡，康絲坦斯只在宅子和周圍一小塊區域內活動，而瑪麗則必須忍受村民們的指指點點，每周去鎮上採購生活物資。與大家族相對的小鎮居民並非民風淳樸之輩，當布萊克伍德家族從權威地位跌落後，村民們積壓已久的不滿肆無忌憚地暴露出來。因為布萊克伍德家族的兇殺案打破了村民們按部就班的生活節奏和對公序良俗的認知，他們拒絕接受任何變化，十分愚昧守舊。日常他們對瑪麗和康絲坦斯已充滿敵意，最後的大宅之火是矛盾的集中大爆發，村民們瞬間變成從眾的暴徒，開始瘋狂打砸布萊克伍德大宅。
不過相對查爾斯堂哥，村民們的惡是無意識的，是一種羊群效應導致的從眾行為。良心發現後，村民們為繼續生活在廢宅裏的姐妹倆送來了各種食物。而查爾斯堂哥的惡是有主觀能動性的，他可謂全書惡的代表。花言巧語的他因覬覦伯伯的遺產而來到布萊克伍德大宅，試圖通過迷惑善良的康絲坦斯來達成目的，卻始終無法收買瑪麗，最終導致大宅被燒毀。火災時，康絲坦斯和瑪麗的處境一度十分危險，查爾斯反而無影無蹤了，事後回來也只是想騙康絲坦斯開門，從而可以讓小報記者拍上幾張照，給自己賺點外快。作者筆下的查爾斯外表和內心都十分醜陋，他那拙劣的手段更是可笑又可恨；自私自利的查爾斯是作者對在社會中佔據優勢地位卻一無是處的廢物男性的無情鞭笞。查爾斯接近康絲坦斯是為了經濟利益，而雪莉·傑克遜辛辛苦苦賺的稿費、版稅不正是被她丈夫海曼拿走了嗎？雖然作者未必有此影射的意圖，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我不禁如此聯想開去了。
整部小說裏只有康絲坦斯的言行舉止符合日常規範，但她對自己妹妹瑪麗的不合理寬容和包庇又顯出極不正常的一面。社會生活的陳規多有對人性的扭曲和壓抑之處，雪莉·傑克遜通過怪異又殘酷的情節將這些不合理之處展現出來，小說雖然情節上多有脫離現實之感，但內核是絕對寫實的。小說的最後，康絲坦斯和瑪麗再也沒有離開過大宅，她們一直都住在這座燒毀了的「城堡」裏。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阻止姐妹倆走出宅子？難道僅僅是她們內心的藩籬嗎？其實阻礙她們出門的是整個社會無形的禁錮和壓迫，一些所謂的公序良俗對人性的極度壓抑。聯想現實，這不也是作者後期難以跨出家門的原因所在嗎？有人說雪莉·傑克遜的小說並不驚悚恐怖，但讀完後卻讓人壓抑難過，反而比恐怖小說還後勁十足，這是因為雪莉寫作題材中的恐怖感是來源於現實生活的，而非什麼虛構的神魔鬼怪外星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