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質量發展大框架下，在實現量化增長指標的同時，如何才能不斷滿足14億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如何實質性改善企業盈利預期？如何提振居民消費信心？如何讓經濟復甦轉化為民生福祉的切實提升？想要回答好這些問題並不容易。
近期中國宏觀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在經濟增長「量」的維度上，實際GDP增速始終保持在5%左右的合理區間，價格指標表現卻呈現另一番圖景。CPI、PPI等核心價格指數持續低位運行，即使將各類價格指數綜合考量，當前價格總水平仍處於歷史相對低位。這種「量價背離」現象目前已開始得到政策制定者越來越多的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在既往增長周期中，當實際GDP增速達到預期目標時，價格指數往往也會同步回升，企業利潤也會持續改善。今天這種GDP增速與物價水平背離的現象少見，它因何產生？中央政府近期為何將「推動價格溫和回升」納入未來政策目標？
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從微觀感知視角切入。在現實經濟運行中，量與價並非天然脗合。高頻經濟指標清晰反映出，很多工業和製造業部門的企業都有「以價換量」的共同特徵，即通過價格調整策略換取市場份額。這種行為雖能維繫企業生存，但持續的價格下行可能會削弱市場信心。因此，我們期待看到一種量價協同發展的良性循環，這也會為市場注入更強勁的信心和動能。
價格是市場經濟中很重要的信號，企業看到價格上升才會生產或擴大生產。那麼為什麼有企業願意「以價換量」，降價也要生產呢？微觀經濟學中有個和宏觀領域相似的場景：面對產品售價持續走低，企業非但不縮減生產，反而選擇「逆周期擴產」。這種看似矛盾的行為背後，暗含精密的成本核算邏輯。
根據微觀經濟學原理，當商品售價仍然高於可變成本（隨着產量或業務活動水平變化而直接變動的成本）時，即便無法覆蓋固定成本，企業仍會選擇繼續生產。一些很「卷」的企業甚至會一邊降價、一邊擴大生產。此時企業的經營目標已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虧損最小化」。
這一微觀經濟學中的概念與宏觀上的量價背離存在一定的關聯。我們統計了一些上市企業的狀況，配圖中藍色實線代表市場的價格或者是產品售價。圖中的市場價格曲線已普遍穿透上市企業總成本線，但仍高於可變成本線（見配圖）。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仍然會選擇生產，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量價背離」、「虧損生產」的情況在現實經濟中存在。
建立市場通脹信心
回望日本經濟史，1990年房地產市場的劇烈調整之後，實際GDP表現穩定，但GDP平減指數持續下行。這種經濟指標的「剪刀差」將決策者推向兩難境地：當實際GDP達標與價格持續低迷同時存在，政策該何去何從？
面對這種特殊的經濟形態，政府可能會有兩種解決辦法：一種觀點是維持現有政策力度，守住實際GDP就是守住經濟基本盤；另一種觀點是必須重視名義GDP收縮的現實，主張採取更積極的刺激政策。
當年日本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在房地產調整後的前十年，日本央行尚未建立明確的價格調控機制。只要實際GDP保持正增長，便視為經濟基本盤穩固。但隨着企業利潤持續收縮、微觀主體信心不斷弱化，日本決策層逐漸意識到，價格持續下跌會損害經濟的深層活力。此後，日本央行決定將價格目標錨定在0%-1%之間。
實踐表明，上述做法並沒有大幅提升居民的預期信心。後來日本借鑒其他國家的成熟經驗，將2%的通脹目標確立為不可動搖的鐵律，該目標被明確定義為價格調控的「下限」而非「參考值」，這意味着只要CPI未達2%，超常規貨幣寬鬆政策和財政刺激就不會止步。
經歷了漫長的調整過程，日本人得出了結論：其一，經濟健康並非簡單的「正增長即安全」。經濟好比人體，人體正常體溫為36度多，但並不意味着人體體溫只要高於0度就是健康。其二，2%的通脹值雖然是個經驗數據，但對於提振老百姓的預期信心非常有幫助。這些是日本用長時間的探索換來的經驗。
去年中國兩會設定的CPI目標為3%，而今年則調整至更貼近現實的2%。中央政府在諸多文件中也反覆強調了對價格的關注。儘管重視，但價格在實際政策中的權重究竟有多大？過去多年，中央始終將價格目標設定在3%，在筆者看來，這可能與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多次面臨通脹環境有關。這個3%的目標，似乎更多地被視作一個上限，而非需要達成的下限。
去年包括人行行長在內的多位領導，曾多次提及促進物價低位回升、推動價格溫和上漲。但從後續的價格走勢來看，儘管領導層對此給予重視，價格在實際政策中的權重仍有待提升。從計量回歸分析來看，無論是中國的貨幣政策規則、還是財政政策規則，目前對「量」的權重都超過了對「價」的權重，價格的權重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展望2025年，若我們的目標是實現約5%的實際GDP增長，這無疑需要付出努力，但經過一段努力，這個目標是可以達成的。然而，如果今年我們想要實現GDP平減指數轉正，也就是大於0，這可能需要超常規的政策力度來推動。
在2024年1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曾提及採取超常規的逆周期政策。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價格目標的權重大小。如果價格權重較小，我們或許只需常規努力便可實現5%的GDP增長目標。如果我們有更廣義的目標，包括價格考量在內，那麼所需政策力度可能將超出常規。
保障居民存量財富
今年以來，資本市場對DeepSeek等新技術的熱烈反應，不僅提振了市場信心，更彰顯了中國在該領域的全球競爭力。從宏觀來看，技術進步的本質是生產力衝擊，通過提升供給能力和全要素勞動生產率，持續增強國家發展動能。
中國在新一輪技術創新浪潮中表現出色，這是公認的事實。很多人好奇DeepSeek為何在杭州誕生，而筆者更想探討的是它為何誕生於中國。答案就是中國人對效率的不懈追求。DeepSeek代表的AI革命本質上是供給側的深刻變革，其突破性創新推動着供給曲線持續右移。
然而，需求曲線能否實現同步擴張？薩伊定律提出的「供給創造需求」命題，供給的衝擊會對需求端產生深遠影響。以美國為例，過去四十多年，美國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升，同時勞動收入佔GDP比重卻在不斷下降。這表明，當供給側的迅速擴張遭遇需求側的制約，可能引發有效需求不足的缺口。
當我們回顧兩三百年前英國的經濟發展，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英國乃至全球幾次重大的工業革命時期，社會價格普遍呈現下降趨勢。這表明，當技術發展對供應端產生顯著推動作用，並對需求端產生一定影響時，價格往往會下滑。從宏觀看，技術進步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降價的作用。
即便聚焦近期的數據，這一規律依然適用。以中國和美國為例，在其他要素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價格同樣呈現下滑趨勢。
對於居民部門而言，存量財富和資產負債表對消費的影響不容忽視。要提升居民消費傾向，除了增量政策外，還需解決他們對存量財富和資產負債表的後顧之憂。只有這樣，居民才會積極響應消費政策。因此，當前政策研究中，我們既要關注增量政策對增量行為的引導，更要重視存量效應對居民消費的深層影響。
中國居民的資產負債表與房地產價格波動高度相關。按照人民銀行統計，居民存量財富中至少60%與房地產和房價息息相關。今年中央強調了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的重要性，這不僅關係行業健康發展，更關乎整體經濟系統穩定。當前必須綜合考慮增量與存量政策，同時兼顧消費與房地產。
日本案例具有借鑒意義，上世紀90年代房地產泡沫破裂後，儘管日本政府每年推出新政，但政策力度羸弱導致調整周期延長。因此，中國政策的力度和強度也非常重要。當前的政策設計，既要精準把握方向，更需強化執行強度。既需要細膩的逆周期調控，又要有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這樣才能增強民眾信心，推動中國經濟邁向更好的新均衡。
（作者為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