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國務院公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的規定》。《規定》公布之時，恰逢美國參議員戴恩斯結束訪華行程，有分析認為，這是中國以法治精準應對特朗普2.0的系統性霸權挑戰。
眾所周知，特朗普2.0發起的單邊主義關稅措施，雖然還未專門針對中國，但由於美國針對的經濟體多為中國重要貿易夥伴，加之從特朗普1.0到拜登時期再到如今，美國對華政策具有系統性「極限施壓」特點，即疊加關稅戰、科技戰、金融戰對中國連續施壓。因此，對於美國試圖重塑中美戰略競爭格局的圖謀，中國除了見招拆招，還需通過系統、精準的法治手段，對自詡「法治國家」的美國進行法治反制。就此而言，《規定》的出台，不僅構建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反制體系，也展現了中國通過法治手段維護國家主權、推動國際秩序變革的戰略智慧。
特朗普2.0政府的對華政策呈現出明顯的法律工具化特徵。上任僅兩個月，特朗普政府就兩次對華加徵關稅，累計稅率高達20%，創下中美貿易戰以來的新高。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援引《國防生產法》這一「戰時法律」，試圖切斷對中國稀土的依賴，重構全球關鍵產業鏈。這種做法將國內法凌駕於國際規則之上，以「國家安全」之名行經濟脅迫之實。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將芬太尼問題政治化，將其與貿易談判強行掛鈎，要求中國在未涉及責任的領域承擔義務。這種「既要施壓又要甩鍋」的雙重標準，徹底暴露了美國將國內治理失敗轉嫁他國的慣用伎倆。
面對這一嚴峻形勢，《規定》的出台成為中國維護國家利益的必然選擇。這部法律絕非簡單的被動防禦工具，而是中國主動構建的國際規則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大維度構成完整反制鏈條
《規定》將反制措施系統性地細化為財產凍結、交易禁令、入境限制和連帶制裁四大維度，明確將「財產」定義擴展至股權、知識產權等現代經濟核心要素，並對關聯方實施「穿透式」打擊，構成了完整的法律反制鏈條。
美國參議員戴恩斯的訪華行程，成為觀察特朗普2.0時代中美戰略博弈的典型案例。作為特朗普的「親信特使」，戴恩斯此行肩負着多重使命：既要緩解美國農業州因關稅戰承受的巨大壓力，又要為中美元首會晤探路，同時還試圖將芬太尼問題與貿易談判強行掛鈎。美方提出的「先解決芬太尼再談關稅」的預設條件，本質上是一種將國內治理問題國際化的政治操弄。
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已經在美國國內引發強烈反響，對華加徵關稅導致美國通脹高企、農業出口受挫，蒙大拿州等農業州的農民組織已多次公開呼籲政府「停止關稅戰」。面對美方的雙重標準，中國採取了法治思維與戰略定力相結合的對策。一方面通過高層會晤釋放對話誠意，重申「貿易戰沒有贏家」的一貫立場；另一方面則依據《反外國制裁法》實施精準反制。這種「對話與反制並行」的策略，既為外交斡旋保留了必要空間，又通過法律手段有效遏制了美方的冒險衝動，體現了新時代中國外交的成熟與智慧。
《反外國制裁法》的深遠意義在於其實現了從被動應對到主動塑造的國際規則觀念轉變。該法創造性地賦予中國公民和企業起訴權，明確規定任何執行外國歧視性措施的主體都必須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這一制度設計打破了西方國家在「法律戰」領域的壟斷地位。與此同時，通過建立外交部、商務部、司法部等多部門協同機制，形成了高效快速的反制響應能力。從國際視角來看，這部法律為發展中國家應對單邊主義提供了「以規則對抗規則」的成功範例。中國通過立法形式明確反對美國將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之上的霸權行徑，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主義體系。這種法治化應對策略已經產生積極的國際反響，在特朗普政府對歐盟加徵關稅的壓力下，歐盟國家正在調整對華政策，這充分證明了中國法治化反制策略的吸引力和有效性。
不斷完善「法律工具箱」
當然，《反外國制裁法》在實施過程中也面臨着一些現實挑戰。首要問題是如何在堅決反制與保持開放之間取得平衡。部分西方企業因擔憂制裁風險而減少對華投資，這可能對國際合作產生一定影響。其次是國際輿論戰場的較量，一些西方媒體刻意抹黑中國的正當反制行為，試圖在國際社會破壞中國的形象。
針對這些挑戰，中國需要更加積極地通過多邊平台闡釋立法初衷，推動反制措施與國際法的有機銜接。從長遠來看，中國可以《反外國制裁法》為基礎不斷完善「法律工具箱」，包括細化「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加強跨境數據監管體系建設、為中國企業提供專業的合規培訓等。只有在法治軌道上統籌好安全與發展兩大議題，才能有效應對特朗普2.0時代的霸權挑戰。
當前國際格局正在經歷深刻變革，特朗普2.0政府的對華政策呈現出明顯的單邊主義和法律工具化特徵，試圖通過「極限施壓」重塑全球權力格局。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規定》的制定與實施代表了中國以法治思維破解霸權困局的戰略抉擇。通過構建系統性的反制體系、實施精準化的應對策略、推動多邊化的國際合作，中國不僅有力捍衛了國家主權和發展利益，更為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平正義的方向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展望未來，面對美國「極限施壓」常態化的新形勢，中國唯有保持法治定力、堅持戰略智慧，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把握主動，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國際關係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