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清明掃墓，是在五歲。
那一年，祖母安排了姨婆、姑姑等一群人，帶着懵懂的我，到新界粉嶺和合石重找及拜祭十一叔的墓。十一叔一九三九年出生，是祖父母的第十一個孩子。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日軍空襲香港的第三天，兩歲的十一叔發高燒，危險至極，然而夜裏全港宵禁，當年十七歲的父親冒着槍險潛行到街尾，強拉大夫到家裏給幼弟治病，卻仍為時已晚，在響徹整晚的空襲警報下，十一叔還是去了。戰後多年，家人們才知道他被葬在和合石大墓地。姑姑撫摸着小小的墓碑，輕聲哀嘆。我看不懂姑姑眼中的悲戚，以及回到家中祖母及全家憂鬱的氣氛。後來，姑姑出國了，和合石也被徵用發展了，十一叔漸漸在我們的記憶中模糊。
第二次聽到清明，是在六十年代初，我剛上中學。六十多歲的祖父叮囑他弟弟返回中山石岐，把曾祖父的骨殖遷移到香港西貢山墳。之後每年春秋二祭，祖父帶領着姑叔表親一行十多人，浩浩蕩蕩地清晨從家出發，先乘車到蠔涌關卡，再下車步行兩個小時至西貢墓地。彼時西貢尚被英軍看守，車輛禁止出入。我們拿着香燭祭品，合掃墓前雜草，拜祭如儀，句多鐘後大家趁暮色未掩時趕快回家。我未曾見過曾祖父，對他的印象，完全源自祖父和家人的諸多回憶。我上墳掃墓，拜祭的是自家宗族人際的感情與族親之間血脈相連的那份印跡。祖父去世後，我再沒有去過那遙遠的地方。
到了七十年代，祖父母已相繼去世，合葬於香港薄扶林的墓園。父親每年未到清明節，便敦促我同弟弟前去掃墓。我與弟弟皆在祖父母膝下長大，感情很深。我們在祖父母墓前同父親絮叨着曾經的日常，感覺他們音容猶在，好似從未離去。二○一七年，九十三歲的父親離世。遵他遺願，葬回老家順德的墓園。親朋好友在弔唁廳內，向父親遺像三鞠躬告別，又向家屬致禮慰問。女兒悄聲在旁問：「這些都是爺爺的朋友嗎？」我摸摸她的頭，「不盡是，他們多是我和你叔叔的友好」。的確，他們大多數都不認識父親，前來拜祭無非是因着同我與弟弟之間的友好情誼。友好們向先父行禮，其實是對在生後人的問候關懷，是本着友好情懷而為好朋友分丁父憂。
二○二○年新冠疫情的肆虐爆發，我好幾年沒能去掃墓。二○二三年全面復常後，我終得以在春天攜弟帶女去祖父母的墓園了。女兒行禮完畢，突然問起，「您的爺爺嫲嫲，是怎樣的人？」我怔愣住。我從來以為祭祀掃墓是子孫後代天經地義之事，但在女兒問題中卻顯得並非那麼理所當然。我致敬素未謀面的曾祖父，是因愛我的祖父對他父親的深切懷念，我尊敬祖父，所以更尊敬他敬愛的人。同樣，女兒為曾祖父母掃墓，也源於她的父親對他祖父母的深厚感情。一切就這樣由於直系血脈基因的傳承，自然而然地貫穿連接。我哽咽着向女兒訴說起她曾祖父母的瑣碎往事。
去年秋日，我在武當山參加一道教論壇。一位道友說起他對香港記憶尤深的一幕，是看到跑馬地天主教墳場大門口矗立的對聯，「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感悟良深。我笑說，很多朋友都笑言，在晴空下舉目四望，香港一邊車水馬龍、人潮湧動，一邊無數墓碑依次而立，反射着絲絲光芒，生與死咫尺之間。那時心中只覺我們與他們其實生活在同樣的空間裏，不過是經歷着不同的時間界面而已，好像更應是「今夕汝軀歸故土，他朝吾體也相同」。眾人唏噓。
是夜晚間，月光皎潔，天空如洗，我踱出房間立在石階上，翹首四望，月色晶明，四百多年的木瓜古樹枝繁葉茂，天地一片肅穆，我忽然頓有所悟，觸到生死，窺到永恆，愧於自我的渺小，悟到古樹因為根基深厚存活迄今，在我們看不見的地下，根系廣泛延伸，汲取着大地養分。而人之所以為人，更因有這無相之根，便是前人祖上，是人之來處，是人存在的源頭。親人離世，留下的不僅是悲傷，還有諸多未盡的心願與未說的話語。所謂「因我禮汝」，心裏沒祖先，祭的便不是祖，敬的也不是先。我們向先人行禮，其實是跟生人心中的「真我」重新聯上和確認。
然而，我們今天懷念的人和事，又能遺傳幾世代？千世功，萬世名，怎可謀怎可尋怎可求？人生，應似飛鴻踏雪泥。猶如黛玉葬花，「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可能下次你路過，人間已無我。明日若我已不在，誰來葬誰又在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昨天已成過去，明天總是在未來的明天，過好今天就是明天，實實在在過好每一天就是過好一生。只有跳出自我凡軀俗骨，我將無我，融入大我，方是無畏無懼與無敵。清明祭祀，何嘗不是我們在人生大問題前的一次內觀審視和大洗滌，讓生死離合的相遇有了歸期和對話。我們低頭追思故人，思考存在的究竟；我們抬頭望着前路，才可心清神明，天地一片清明！
人生如逆旅，你我亦是行人。總有些路，我們走着走着就散了；還有些人，我們念着念着就淡了。可是，朝陽依舊冉冉升起，遠方小童在嬉笑間依然朗朗吟誦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今年清明節，又起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