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2.0的政策思路從市場預期的「寬財政」轉為「緊財政」，並大刀闊斧推進政府效率部（DOGE）的裁員減支。加徵關稅正是其中的關鍵一環，部分關稅資金未來可用於減稅法案的延長。
大超預期的「對等關稅」背後，特朗普的動機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初始高額關稅兌現給「鐵銹區」選民的承諾；二是為同步推進的減稅政策提供依據。
根據美國財政部部長貝森特近日表態，在基準情形下，目前的高額關稅稅率更多是特朗普給出一個關稅上限，再根據各地開出的籌碼適度降價。而從近一周貿易夥伴的表態來看，反制與讓步並存。考慮到對等關稅應用在東南亞國家範圍之廣、超預期幅度之大，後續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高額關稅應有暫緩或豁免的空間。筆者預期在各地協商妥協後，最終落地的有效關稅幅度將降低。
展望後續走向，重點關注兩個豁免／延期條件：1）其他國家和地區對美降低關稅；2）承諾對中國加徵關稅。後者意味着，美國可能試圖組建自己的貿易同盟以孤立中國。對中國方面，中美理論上可談判的除了關稅，還有TikTok、地緣政治、美債購買、技術轉移等問題，預計中美談判將更加波折。
延續反覆橫跳風格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關稅新政延續了其「反覆橫跳」的風格，但在政策框架上更加明確。4月2日落地的對等關稅便是關稅新政的集中體現。從上述對等關稅的理解來看，其核心思路首先在於解決美國的貿易失衡與貿易不平等問題，其次是作為外交談判工具，以及增加聯邦政府財政收入。而對於國家經濟和技術安全問題，則重點應在於特定戰略商品和戰略行業上，此次不是對等關稅涉足的重點。
綜合特朗普上任以來提出的有關美國貿易政策議題的落實情況，可以發現截至目前，有關建立對外稅收局徵收關稅（增加關稅收入）、有關工業和製造業的經濟和安全審查、與對外投資有關的安全審查，以及有關取消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的相關議題，截至目前並未完全落實。上述領域或是後續美國貿易政策行動的重點關注方向。
復盤歷史來看，全球範圍大規模關稅的加徵會對全球貿易造成明顯衝擊。1929年之後，隨着全球經濟逐漸步入衰退，保護就業和農民免受外國競爭，成為了美國政府的首要目標。在這一背景下，時任胡佛政府主導的關稅法案從1929年開始在國會進行聽證和投票，直至《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在1930年6月落地。
上述法案提高了美國對超過兩萬種進口商品的關稅，並將關稅提高至歷史第二高水平，僅次於1828年關稅法案，而在法案出台後，包括英國、加拿大、日本等在內的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均採取了相關反制措施，使美國與其主要貿易夥伴的雙邊貿易額均大幅下滑，全球貿易額出現了持續的收縮。
從關稅法案的具體影響來看，1929年到1933年，全球貿易額減少了29.7%，且在法案出台的10年後全球貿易額仍未修復到1929年的水平。而在主要貿易夥伴方面，1929年到1933年，美國從加拿大、德國、英國和日本等國家的進口額均減少超過50%，其間對這些國家的出口額縮減超過30%。直到1934年，民主黨政府頒布了《互惠貿易協定法》（RTAA），允許總統在未經國會批准的情況下與其他國家談判關稅減免協議，美國對其主要貿易夥伴的雙邊貿易額才逐步恢復增長。
多邊貿易轉向雙邊貿易
本次美國加徵對等關稅或帶來全球貿易體系的重構。1947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發布後，各地通過多邊談判降低關稅的同時，逐步消除貿易壁壘，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初步形成，關稅降低有效促進了貨物貿易的自由化程度，全球貿易規模快速擴張。
1986年9月，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八輪多邊貿易談判啟動，在繼續推進貨物貿易自由化議題的同時提出了推動服務貿易自由化和知識產權保護等新議題，並於1994年4月達成了《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其包含了數輪修改後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及在其框架下達成的各項協議，此協議的出台代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正式退出歷史舞台，更加符合現代貿易發展方向、更具規範化的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為了全球貿易體系發展的主要推動者。
在WTO的推動下，覆蓋貨物、服務，以及資本等在內的全球多邊貿易體系正式形成，在此體系之下，北美貿易區、歐盟、東盟自由貿易區在內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進一步推動了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進程。
「最惠國關稅」待遇原則是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發展的基石。自1947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發布以來，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即最惠國關稅便成為了多邊貿易體系發展的基石。最惠國關稅待遇下，一國給予另一國的貿易條件不得低於給予任何第三國的最優條件，即各國間的貿易政策應遵循互惠性、無條件性和普遍性，最惠國關稅待遇確保了全球貿易的非歧視性，使得各國在全球多邊貿易體系中能享受到公平待遇。根據WTO的相關統計數據，截至2022年，全球進口額中通過最惠國關稅待遇下進行的份額超過80%，其中有51%的進口額享受了最惠國免稅政策，極大地降低了各國出口成本，有助於全球貿易的平穩增長。
美國本輪對等關稅是對最惠國關稅待遇原則的挑戰，或使全球多邊貿易體系重新轉向雙邊貿易或區域貿易。在特朗普1.0時期，其便對中國、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內的主要貿易夥伴採取了氾濫的單邊關稅，違反了最惠國關稅待遇中的非歧視性原則，而本輪對等關稅的加徵，則意味着美國從對少數國家加徵單邊關稅，擴大到了對主要經濟體全面加徵「系統性關稅」，此舉表明美國可能將徹底背棄最惠國關稅待遇，動搖過去70多年來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發展的基石，嚴重破壞全球貿易秩序。
對等關稅加徵後，可能會使得中國、加拿大和歐盟等主要經濟體進一步出台反制措施，造成各地關稅稅率的螺旋上升，加速全球多邊貿易格局的分化與重組，使得全球多邊貿易體系重新轉向雙邊貿易或區域貿易。
壓低中國對美出口
大蕭條的特殊歷史時期，《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持續時期並不長，其對美國和全球經濟的衝擊劇烈而短暫。但對比當下，若特朗普對等關稅政策提升10%至20%全球普遍性關稅、對中國加徵60%以上關稅，則這一關稅衝擊將為近幾十年之最，其對美國進口關稅加權稅率的影響將僅次於大蕭條時期。
根據美國發布的對等關稅相關數據測算，本次加徵對等關稅會使得美國進口關稅加權稅率提升16.7%，而如果進一步考慮前期對中國加徵的20%、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徵的25%關稅稅率，則對美國進口關稅加權稅率的影響可能擴大到26.4%，如果進一步參考《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出台後全球貿易規模對關稅稅率變化的敏感度，則本次加徵對等關稅可能會使全球貿易收縮25.1%。
就中國而言，本次對等關稅加徵再度超預期，疊加前期已經加徵的20%關稅稅率，2025年中國已累計被加徵54%的關稅稅率，以2017年到2019年美國對華進口關稅變化與中國對美出口增速變化得到的對美出口增速對關稅的敏感系數來測算，本次對等關稅預計將影響中國對美出口下滑31.5%，對應中國整體出口下滑4.6%。
（作者為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