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與聯儲局主席之間的衝突不僅影響美國市場，也波及全球金融。那麼，擁有全美最高權力的總統，為何無法指揮聯儲局主席？這背後隱藏着極為複雜的體制設計與歷史背景。
美國總統特朗普多次公開批評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減息不力，不僅用上「太遲先生」、「大輸家」等羞辱性的字眼，上周還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緊急請求，允許他解僱兩個獨立機構的最高官員。這場法律糾紛最終可能會預示着，特朗普是否有權力解僱鮑威爾。
既非聯邦也無儲備
美國《新聞周刊》曾在1986年刊登文章寫到，聯儲局主席是美國影響力第二大的人，僅次於美國總統。民眾或會認為，聯儲局無非是美國的一個政府機構，相當於中國的人民銀行，或者香港的金融管理局。但實際上，聯儲局並非政府機構，而是私人機構。雖然聯儲局的全稱「美國聯邦儲備局」有「聯邦」兩個字，但聯邦快遞不也有「聯邦」二字，是否也可以當他是政府機構？
「儲備」聽起來感覺聯儲局的資產非常雄厚，但實際上它可能沒有太多儲備。雖然聯儲局系統有12個聯邦儲備銀行，散布美國各州，這種「權力分散」看起來很民主，但實際上聯儲局背後的話事人是國際金融寡頭。
為何聯儲局雖負責履行美國的中央銀行的職責，但又不用「中央銀行」的名稱？原因是在聯儲局創建的年代，中央銀行一直聲名狼藉，美國憲法也規定不准成立中央銀行。既然不准成立中央銀行，那美國金融巨頭就成立「聯儲局」，用「聯邦」名義來「欺騙」美國普通市民。
早在1907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眾多銀行和信託公司被擠提，引發大恐慌。為挽狂瀾於即倒，華爾街金融巨頭J·P·摩根在其私人書房，緊急召集紐約主要的銀行家開會，說服後者協助紐約深陷財困泥沼的銀行，以滿足全部的提款要求。
為防止歷史再度重演，美國國會在上述銀行業者的大力敦促下，《聯邦儲備法》在1913年的聖誕節前夕，美國參議院以43票贊同，25票反對下通過，時任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隨即簽字生效，聯儲局正式成立，旗下有分布美國各州的12間聯邦儲備銀行。
雖然聯儲局由美國政府批准成立，看起來與其他政府機構無異。但到底誰是聯儲局的股東、實際控制聯儲局？一直都是「不能說的秘密」，聯儲局自己經常也是支吾其詞。《聯儲局的秘密》（Secrets of Federal Reserve）一書作者馬林斯（Eustace Mullins）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研究，得到了12個聯邦儲備銀行的企業營業執照，清楚記錄了每個聯儲銀行的股份構成。
例如，作為聯儲局系統的實際控制者，負責執行聯儲局影響利率的金融交易、貸款給銀行，以及偶爾推高或壓低美元匯價的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其股東由商業銀行佔大多數，花旗銀行、摩根大通銀行等股東，總共擁有紐約聯邦儲備銀行53%的股份。其他11個分布各州的聯邦儲備銀行的股份，商業銀行也同樣佔了大多數。
資料顯示，聯儲局紐約銀行最初的註冊資本金為1.43億美元，商業銀行股東到底有無支付相關資金至今仍是一個謎。不少研究聯儲局的歷史學家均認為，股東只是用支票支付了這筆資金。
財團幕後掌控大局
由此可見，商業銀行表面上居於聯儲局之下，但實際上是聯儲局的「背後話事人」。有份負責推動成立聯儲局的美國參議員奧利奇（Nelson Aldrich）也算比較「坦白」，曾在他經營的《中立派》雜誌的1914年7月版中寫道：「在《聯邦儲備法》獲得通過之前，紐約的銀行家們只能操縱紐約的金融儲備。而現在我們可以操縱整個國家的銀行儲備了。」
至於商業銀行為何要操縱美國整個國家的銀行儲備系統，是因為商業銀行的背後都隱藏着大財團的身影。例如摩根大通銀行、花旗銀行是由摩根財團、洛克菲勒財團等大財團控制，這些大財團通過控制商業銀行，除了將手伸入聯儲局影響美國全國的貨幣政策之外，還可以借助所控制的商業銀行通過信託、保險控制大型公司股票，使其能安排代言人入主大型公司的董事會，影響大型公司的發展策略，分配大型公司的利潤等。
可以說，聯儲局無論是加息抑或減息，很有可能是為商業銀行及各大財團服務，以此保障商業銀行和財團的最大利益。
不少美國人清楚聯儲局的內幕，譬如當年簽字通過《聯邦儲備法》的威爾遜，在去世之前發現自己上了銀行家的當，當時內疚地表示：「我在無意之中摧毀了國家……美國的國家發展，和我們所有的經濟活動，完全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我們已經陷入最糟糕的統治之下，一種世界上最完全、最徹底的控制。」
在傳媒報道上，我們還可經常看見聯儲局主席被外界公開批評，除了特朗普之外，華爾街有時還會嘲笑鮑威爾「走在曲線之後」（Behind the curve）。「Behind the curve」是婉轉批評鮑威爾跟不上時代發展，未能捕捉市場最新趨勢。不但鮑威爾常遭「欺凌」，前任主席耶倫、伯南克亦經常被華爾街、傳媒批評資格不夠當主席。
雖然聯儲局主席常遭「欺凌」，讓外界感覺他們比較弱勢。但有關對貨幣政策的決策，聯儲局主席卻很強勢，決策過程亦較為古板。聯儲局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全權負責的貨幣政策制定，通常有19位成員，但實際上只有12名成員有表決權，包括全部7位聯儲局理事及紐約儲備銀行總裁，餘下4席則由另外11位儲備銀行總裁每年輪任。雖然FOMC會議對市場產生極大的影響，但會議過程並不激烈，甚少會出現戲劇性的情節。
FOMC的19位成員每年在華盛頓共開8次會議（分別為每年1月、3月、4月、6月、7月、9月、11月和12月），聯儲局主席坐在會議桌的中間，另外18位成員分坐兩邊，椅背上貼有他們的名牌。會議開始後進行以下幾大流程。
首先是紐約儲備銀行市場部負責人匯報金融市場動態，其次是聯儲局職員報告預測經濟表現的藍綠書（Tealbook），再次是由各儲備銀行總裁逐一回顧其管轄區域的經濟情況。接着，就輪到FOMC會議秘書（貨幣事務主任）告訴各委員會當天可選擇哪些政策措施。這些報告結束後，全體委員討論美國經濟狀況，以及聯儲局該怎麼做。最後一個流程，就是聯儲局主席提出政策建議，並要求委員會表決。
雖然FOMC委員分為鷹派和鴿派，但每次FOMC表決貨幣政策，不但從不曾出現票數接近的投票結果，而且反對聯儲局主席建議的委員極少超過兩人，如果超過4個人，那可視作為「兵變」了。這一方面是由於聯儲局的理事們與主席同處一個辦公室，彼此之間有一種團結意識，加上開會前也有溝通、協調，理事們不會輕易、公開反對主席的建議。
另一方面，FOMC的12位儲備銀行總裁「背後話事人」，與聯儲局主席的「背後話事人」利益大致上趨於一致，都是要維護大財團的利益，因此反對者人數不會太多。對此，前聯儲局理事邁耶（Laurence Meyer）曾開玩笑稱：「FOMC會議室裏有兩張紅色椅子，只有坐紅色椅子的人會投反對票。」
權力資本相互制衡
綜上，我們可了解到美國聯邦儲備局既無「儲備」，也非「聯邦」，僅是私人銀行性質，雖然負有對抗通脹、保障就業重任，但推行政策首要考慮的是保障其背後商業銀行、大財團和美國政府的最大利益。
對此，大家便不難明白，為何美國總統指揮不動聯儲局主席，聯儲局看似是中央銀行，實則是金融資本的堡壘。總統是民選的美國領導人，而聯儲局主席則是金融寡頭利益的代表，二者之間的權力並非上下級，而是平行甚至相互制衡。二人理念上的分歧，本質上也是政治權力與金融資本之間的博弈，尤其是當前這些金融資本集團的利益，很可能與特朗普短期的政治目標並不一致的時候。
（作者為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