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特朗普政府想通過關稅實現兩個目標：縮減貿易逆差；促使製造業回流美國。但筆者認為，關稅政策不僅難以達到預期，反而會產生滯脹式影響，增加美國衰退風險。
自特朗普就職美國總統以來，已對貿易夥伴採取了廣泛的加徵關稅措施。那麼，關稅能不能促使其貿易逆差下降呢？我們不妨先看看美國的歷史經驗。
1890年10月，美國通過了《麥金利關稅法案》，將所有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從38%提高到50%。從1890年到1898年，美國的貿易順差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從0.5%上升到3.5%。但1897年後，在其他國家的貿易反制下，美國的順差在1889年後減少。
縮減逆差拖累消費
1929年美國大蕭條後，為了保護本國產業，美國開始限制進口。1930年，美國總統胡佛簽署《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但在各國互相加徵關稅的報復下，美國貿易順差沒有擴大，反而進一步縮減。1935和1936年，美國甚至從貿易順差狀態轉為貿易逆差狀態。
上述兩次加徵關稅的意義不同。1890年，美國仍然處於工業化相對早期，面臨英國的競爭，關稅可以保護其幼稚產業，其思想根源來自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按照李斯特的理論，關稅可以保護幼稚產業，但富強後應該自由貿易，以借助競爭確保各產業長盛不衰。
筆者認為，關稅難以使得當今的美國縮減其貿易逆差。美國加徵關稅會導致其進口價格上升，進口下降，而這也意味着其貿易夥伴的出口下降，進而減少對美國的進口需求。貿易夥伴的經濟承壓，將導致其從美國的進口需求下降，也就是美國出口減少。此外，加徵關稅可能會導致貿易夥伴反制，同樣影響美國出口。
從貿易條件看，美國居民可能因為進口價格上升而減少消費進口產品，轉而消費更多本地產品或者服務，推升本地產品或者服務的價格，最終可能導致其出口價格上升。如果其貿易夥伴因美國產品價格上升而減少進口美國產品，美國出口將因此下降。
從宏觀視角來看，國家的產出減去消費，剩下的就是儲蓄。儲蓄可以通過國內投資消化，也可以通過出口消化。因此，要縮減貿易逆差必須降低美國消費，或者減少國內投資。削減投資不符合美國製造業回流的訴求，削減消費就成為必須選項。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貿易逆差收窄與美國消費的下降相關，但削減消費或將導致美國經濟衰退。
美國製造依賴中國
美國希望製造業回流並非近期的目標。在《通脹削減法案》（IRA）和《芯片和科學法案》（CHIPS）實施後，美國製造業投資在2022年出現大幅增長，但在此之後，美國製造業投資的新開工縮減。
第一、美國製造業回流的一個難點在於全球供應鏈非常複雜。研究發現，無論是從生產層面還是從增加值層面來看，中國製造業在全球的佔比都是世界第一，分別在35%和29%。而中國對美國的依賴程度要低於美國對中國的依賴程度。
表面上，出口依賴度可以反映產業上的依賴度，但是由於全球產業鏈錯綜複雜，既有直接聯繫、也有間接聯繫，直接的出口依賴度會低估實際上的依賴度。通過國家間的投入產出表可以計算出完全消耗系數，將間接聯繫也包括其中，更能反映實際的產業依賴度。
例如，Baldwin和Freeman（2022）通過國家間的投入產出表計算，發現美國的產出中8.9%來自中國的投入品、加拿大的產出中9.9%來自中國的投入品，墨西哥的產出中19%來自中國的投入品、韓國的產出中23%來自中國。分行業來看，美國在汽車、機械設備、電子設備、服裝、計算機電子等對中國的依賴度比較高。
從出口數據來看，美國部分產品對中國的直接依賴度比較高。例如，2024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雨傘、陽傘、手杖、鞭子、馬鞭及其零件佔其從全球進口的93%；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玩具、遊戲品、運動用品及其零件、附件佔其從全球進口的74%。4月11日，根據美國海關的最新指南，智能手機和電腦等電子產品將不受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政策的影響。美國從中國進口的這部分電子產品總價值1000億美元，佔其2024年從中國進口總額的22%。平均來說，這部分電子產品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度為26%，部分產品如智能手機的依賴度達到81%。
地價高昂工人短缺
第二、美國製造業回流也面臨製造業勞動力不足的挑戰。總體上看，2021年以來，美國的勞動力市場一直處於偏緊的狀態。2025年3月，美國失業率僅為4.2%。製造業中的勞動力相對更加緊張。相比於2019年，美國製造業的職位空缺率在2025年2月仍高出0.2個百分點。從工資來看，美國製造業平均時薪為34.9美元，遠高於新興市場。從美國的就業分布來看，2024年製造業就業在總就業中佔比為8.1%（將近1300萬人）。如果製造業大幅回流美國，如何招聘到足夠多的產業工人將是企業面臨的挑戰。
除了勞動力數量不足外，美國人口素質或也難以支撐製造業回流。2020年，美國識字率約為86%，居全球125位，介於阿曼和敘利亞之間，低於中國95%的識字率。根據2023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成人技能調查顯示，美國有27.6%的成人閱讀能力低下（Level 1及以下），34.2%的成人計算能力低下，均高於OECD平均水平，且相比2015年的調查結果分別大幅上升10%和6.6%。
對於從事製造業的就業意願，美國人也不高。根據CATO Institute的調研，80%的美國受訪者認為如果更多人從事製造業，美國會更好；只有20%的受訪者認為其個人從事製造業後生活會變得更好。因此，無論是從勞動者數量、質量，還是就業意願來看，美國製造業回流都或將面臨着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第三、美國製造業回流的第三個挑戰是成本也偏高。製造業企業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勞動力、固定資產。（1）筆者預計美國平均有效關稅率將大幅上升至28%。而同樣靜態測算下，中國有效關稅率將上升至9%。這意味在原材料端，美國企業的成本至少將比中國企業高約19%。（2）2023年，美國人均GDP為8.3萬美元，中國人均GDP為1.3萬美元，兩者之間比值為6.6。可以認為，美國企業的用工成本是中國的6.6倍。（3）根據Commercial Edge的數據，美國2025年前兩個月工業用地平均每平方呎交易價格為127美元。而CEIC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三季度，中國105個城市平均工業用地價格為每平方米877.5元人民幣。以此計算，美國工業用地成本平均比中國高9至10倍。
美聯儲觀望謹慎降息
高昂成本之下，加徵關稅難以導致製造業回流美國。通過成本比較測算，在美國生產的成本比中國高出208%。考慮到固定資產中不僅包括土地，還有機器設備，這些成本的差異中美之間差別可能不大。如果不考慮固定資產成本差異，只考慮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差異，美國企業的生產成本也比中國高出113%。因此，即使美國對中國126%左右的進口關稅長期保持（考慮電子產品豁免「對等關稅」後），去美國建廠生產也沒有成本優勢。
美國財政赤字居高不下，債務問題仍未解決，關稅擾動下或加劇金融市場風險，美國衰退風險加大。首先，加徵關稅未必使得貿易逆差下降，因為關稅在降低進口的同時也將導致出口萎縮。如果要縮減貿易逆差，美國應該削減消費。其次，製造業回流挑戰大，如果要通過關稅來實現製造業回流，調整成本可能過大。
此外，伴隨着其他經濟體反制政策落地，宏觀環境的不確定性本身也會對於經濟產生負向影響。面對「滯脹」風險，美聯儲只能選擇等待觀望，短期內或難以降息，增加市場向下調整壓力。
（作者張文朗、黃亞東均為中金公司分析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