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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談(澳門篇)/澳門經濟多元化的深層使命──從分配文化到生產文明的範式重構\吳志良

  圖:水上匯演《水舞間》劇照。

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年來,經濟適度多元化始終是中央政府與澳門社會的共同目標。表面上看,這一戰略旨在破解博彩業「一業獨大」帶來的經濟脆弱性,但更深層的命題在於重塑澳門的社會心理與生產方式──從依賴博彩收益分配的「食利型社會」轉向以創新驅動生產的「價值創造型社會」。這種轉型不僅關乎經濟結構的優化,更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可持續繁榮的文化根基重塑。

博彩依賴症的社會心理困境

多年來,博彩業為澳門貢獻了過半的GDP和八成左右的財政收入,形成了獨特的「博彩─分配」經濟生態。這種模式下,社會資源高度集中於博彩產業鏈的利潤分配,催生了三個深層矛盾:

一是資本惰性。博彩業的超額利潤吸引了大量資本湧入非生產性領域,房地產投機、金融套利等短期逐利行為長期盛行,擠壓了實體經濟的創新空間。例如,二○一四至二○一六年博彩業衰退期,非博彩產業增加值仍保持增長,但資本更傾向於通過物業投資而非產業升級獲利。

二是人才虹吸。博彩業的高薪崗位形成「虹吸效應」,青年群體更傾向進入賭場管理、酒店服務等低技能崗位,而非技術研發、文化創意等需要長期積累的領域。儘管橫琴合作區已吸引近萬澳門居民居住,但科技研發人員佔比不足百分之五。

三是價值認知偏差。社會普遍將「財富分配」等同於「成功」,形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集體心態。二○二二年博彩業衰退期間,儘管政府動用財政儲備維持民生和協助企業,但公眾對「二次分配」的關注遠高於對生產性投資的討論。

這種分配邏輯的固化,使得澳門陷入發展悖論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短期福利保障削弱了變革動力,產業升級缺乏社會共識,最終加劇對博彩業的路徑依賴。

經濟多元化的文化使命

澳門經濟多元化的本質,是通過產業重構實現社會價值的重新錨定。特區政府提出的「1+4」策略(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現代金融、會展商貿、中醫藥、文化體育)不僅是經濟藍圖,更是文化轉型的行動綱領。

一要從「財富分配」轉變為「價值創造」。現代金融業的發展(二○二三年金融業稅收佔比達百分之十六)和橫琴合作區的制度創新(如「橫琴生產、澳門監製」模式),正在培育「勞動創造價值」的社會認知,建構重視專業技能的職業價值觀。

二要從「短期逐利」轉變為「長期主義」。中醫藥大健康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如集成電路、智慧城市)的培育,需要十年以上的研發周期。澳門科技大學的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通過參與國家航天項目,正在改變「博彩即主業」的社會認知,塑造「科技報國」的新生代價值觀。

三要從「封閉分配」轉變為「開放協作」。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通過「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機制,推動澳門企業參與內地產業鏈分工。二○二四年深合區澳企達六千四百六十一家,其中百分之三十從事研發設計,這種「生產要素跨境流動」倒逼澳門社會形成「合作共贏」的開放思維。

文化創新的破局路徑

澳門獨特的中西文化基因,為經濟轉型提供了差異化競爭力。通過「文化+」戰略重塑生產文明,澳門可以探索一條超越傳統產業升級的文化生產路徑:

首先,促成文化遺產的現代轉化。澳門歷史城區作為世界文化遺產,通過「非遺暨古代藝術國際博覽會」等平台,將傳統工藝轉化為文化IP,衍生出文創設計、數字文旅等新興產業,證明文化遺產可以成為生產性資本。

其次,推動文化消費的場景革命。政府推動「演藝之都」建設,二○二三年舉辦大型演出二千餘場,票房收入十一億澳門元。這種「文化消費─內容生產─就業創造」的閉環,正在改變「博彩即娛樂」的單一認知。《水舞間》、《澳門2049》等,將文化體驗轉化為具附加值產品。

第三,開展文化教育的代際啟蒙。「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孵化項目中,其中百分之四十涉及文化科技融合。通過「非遺進校園」「科技創客營」等活動,年輕一代開始理解「文化生產力」的價值,去年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管理專業申請量同比倍增。

制度創新:構建文化生產力的制度保障

要實現文化思維的根本轉變,需構建適配生產型社會的制度體系:

一要完善稅收激勵機制。對文化科技企業實施「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將博彩業稅收部分轉化為產業引導基金。例如,二○二四年設立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創新基金」,已支持二十三個跨境文創項目。

二要進行人才評價體系改革。在職業資格認證中增設「文化科技工程師」「非遺傳承人」等新職業,打破傳統的人才評價標準。澳門旅遊大學已開設「文化會展管理」專業,培養複合型人才。

三要建立社會價值評估體系。引入「文化生產指數」,將文創產值、專利數量、文化出口等納入考核。二○二三年澳門文創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百分之四點七,較二○一九年提升一點二個百分點。

澳門的經濟多元化,本質是一場關於「如何定義進步」的文明對話,是超越經濟維度的人文覺醒。當「文化生產力」成為社會共識,當「創造價值」取代「分配財富」成為主流價值,澳門才能真正實現從「博彩之城」到「文化之都」的蛻變。這種轉型不僅關乎經濟韌性,更是對「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文化詮釋──在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的同時,探索出一條物質與精神協調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路徑。我們相信,「澳門的故事,終將從『賭桌上的傳奇』轉變為『創造者的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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