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和消費均屬於內需，但功能有所不同，投資最終可以形成資本，增加供給或擴大產能，消費則是用來滿足人們的物質和精神的需求。在擴內需的大框架下，學界對於穩增長政策應該更側重於投資，還是更側重於消費存在一定爭議。
2020年中央政府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因為經濟循環暢通才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但國內大循環很長時間就存在堵點，如面臨部分行業產能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等長期問題；自2012年底至今，中國的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在大部分時間內均為負值。
今年國際大循環又受到一定阻礙，原因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實施高關稅政策，儘管貿易談判最終結果尚不明朗，但預計中國今年出口將出現負增長，這可能又將導致一批出口商品會轉向內銷，加劇產能過剩問題。中國人口佔全球比重（17.5%）與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31%）存在較大缺口，故部分行業的產能過剩有其必然性。
對此，是否需要大力促消費及提高投資效率，已不再是爭論焦點，當前更應聚焦於擴大消費。這些年來民間投資增速總是在零和負值中徘徊，且2021年後房地產進入下行周期，房地產投資每年下跌約10%左右。而房地產市場的不振和較低的產能利用率拖累經濟，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入大幅減少，隱性債務壓力加大，勢必會打擊地方投資意願。因此，在當前經濟形勢下，推動居民部門消費增長已成為必然選擇。
推進財稅體制改革
促消費一方面是要提供良好的消費場景且適銷對路，另一方面，是要讓居民收入增速加快。由於中國居民部門的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不到40%，而大部分國家都在50%以上。故要提高中國居民部門的消費水平，應該讓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超過GDP的增速，目前居民收入增速基本與GDP增速同步。增加居民收入，還可以從提高社會保障，如養老、教育、醫療等方面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從而讓居民敢消費。
此外，從居民收入結構不平衡的角度來看，促進消費的關鍵在於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結構。從國家統計局家庭調查大隊的抽樣調查結果看，長期以來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徘徊在43%至44%之間，這一比例顯然偏低。
筆者曾經做過測算，在居民可支配總收入不變的情況下，如果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佔比（假設目前佔比為30%）能夠提高1個百分點，則可以增加25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消費額增量。這是因為高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低，而中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高。而要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就需要加速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尤其是個稅改革。
考慮到今年由於出口對GDP的貢獻會顯著下降，或為負貢獻。而GDP的增長目標又為5%，那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應該要超過5%（去年為3.5%）。
目前，在國家的財政總支出中，約85%左右的支出集中在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佔比相對較小，這是因為中央轉移支付給地方規模愈來愈大，超過10萬億元。目前約85%的財政支出由地方承擔，僅15%由中央支出，顯然這一比例不利於中央財政在宏觀調控中發揮更大作用。西方國家通常有50%以上的財政支出屬於中央政府的，從而提升宏觀調控的效能。
由於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分工不同，中央對地方進行政績考核，這種考核方式會直接影響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例如，由於近年來穩增長的重要性提高，對地方GDP增長目標的考核權重就會加大，為了完成考核指標，地方政府應該更傾向於拉動投資，因為投資是快變量，而消費是慢變量。這就可以解釋為何中國投資對GDP的貢獻長期維持在42%左右，是全球平均佔比的兩倍多。
再舉一個例子。即為何各地在投資新能源、電動車、芯片及其他高端製造業方面存在一哄而上、投資同質化競爭，進而導致產能過剩的現象？例如，當前中國製造業在光伏、鋰電池、新能源車、功率半導體領域產能均超全球需求總和。這是否也與考核機制有關，即要求地方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實現新舊動能轉換等的考核指標有關？
如果確實與此相關，解決方案有兩種：一種是優化考核指標，如把消費佔GDP的比重作為考核指標，或者把投資效益（投資回報率、資產負債率等）作為考核指標：另一方案就是減少轉移支付規模，相應增加中央政府的事權和財權，減少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這將有利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實現全國一盤棋。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投資於人」，這與促消費一脈相承。因為把更多資源投入到人的發展和保障上，有助於人力資本的增值。因此，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必須將「以人為本」的理念落實到實際操作中及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中。如加大醫療、教育培訓和養老、生育等方面的投入，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鼓勵生育等舉措，可以進一步提高勞動力素質。在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下，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一定會有長期回報。
應對未富先老挑戰
從老齡化加速和人口流動的大趨勢來看，如何提高投資效益和發揮消費的乘數效應非常重要。中國自2021年人口總規模達到最高點以後，連續三年總人口減少，估計到2027年總人口將跌破14億，到2039年跌破13億。人口老齡化加速又會為社會保障體系帶來巨大壓力。中國自2021年步入深度老齡化，即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超過14%，預計到2030年該比重將達20%以上，進入超老齡化社會。
即中國只用了9年時間進入超老齡化國家，而當年日本用了12年時間、法國用了24年時間、德國用了36年時間。由於老齡化進程遠快於其他國家，則財政支出結構需要進行及時調整，以應對加速老齡化的需求。因為從全球看，深度老齡化社會均是消費型社會，而且從深度老齡化到超老齡化過程中，GDP增速都會下一個台階，消費對GDP的貢獻明顯擴大。
中國加速老齡化過程中，比當初步入老齡化的國家有兩個顯著不利因素，分別是「未富先老」和「為富先債」，因此，提高投資效益和提高消費乘數，即是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均顯得非常重要，這樣可以降低債務的增速。
在人口流向方面，儘管有戶籍制度等限制因素仍然存在，但人口流動的方向，即從農村向城鎮流動、從北方向南方流動以及從西部向東部流動，都呈現長期特徵。為了有效配置資源，基礎設施投資應該順應未來十年的人口流動的特徵和方向。例如，人口密集度不斷提高的地區將需要增加基礎設施投入，以提升勞動生產率和整體經濟效率。
如果簡單地把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作為分母，GDP作為分子來構成投資乘數，那麼，中國已經有超過十個省份的投資乘數小於1，而且這些省份絕大部分屬於人口淨流出地區。由此可見，投資流向與人口流向相反的話，投資乘數會比較低，債務增長會比較快。
中國的基礎設施規模在全球已經遙遙領先，如高鐵總里程佔全球60%以上，高速公路、地鐵總里程佔全球40%以上，相比之下，人口只佔全球17.5%。因此投資乘數的下降是必然的。美國早在70年代就出現了鐵銹地帶，故今後投資一定要考慮區域的人口變化情況，注重投資預期回報率，尤其看能否帶來持續收入和現金流。
在人口老齡化加速和人口從城鎮化走向大城市化的過程中，人口的集聚度會顯著提高，即大城市的人口愈來愈多，中小城市、偏遠地區的人口減少。在這種情況下，服務消費的乘數效應將大於商品消費。而服務消費對於吸納就業也是非常有利的。美國總就業中83%分布在服務業，德國和日本也有70%，因此，大力發展服務業、提高服務消費的比重，既順應老齡化加速的需求，也符合人口集聚度加大的邏輯。
（作者為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